李白和杜甫的区别。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古代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诗人。然而，自唐代以来，人们喜欢将它们进行比较，一些学者将它们进行比较，以至于许多诗歌评论家都参与了关于杜丽孰优孰劣的争论。进入20世纪后，尽管杜丽的优劣论在学术界依然存在，但人们更喜欢讨论与杜丽的友谊，杜丽诗歌思想与艺术的异同

第一，杜丽的友谊和相互影响

闻一多是本世纪第一个探讨杜丽友谊的学者。在杜甫那里，他用充满感情的笔墨描绘了杜丽和他妻子之间的交往和友谊。比如他写到杜丽第一次会议时说:“要在三通上画角，在三通上打鼓，然后拿出笔来蘸金墨，写大本、专本。因为在我们四千年的历史中，除了孔子和老子的相遇(如果他们曾经相遇的话)，没有什么比这两个人的相遇更重要、更神圣、更值得纪念的了。"

20世纪40年代，陈叔渠也曾以唐代两位大诗人的风度和正义感来谈及杜丽与他人的友谊。他认为“杜甫对李白的悲悯，在他的诗中不时可见”；“最奇怪的是，李白对杜甫很冷漠。”“这说明老杜对人才和朋友的同情是温暖而真诚的，是出于无情。”

20世纪50年代，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详细论述了与杜丽的友谊。在他看来，“李白是杜甫一生中最心爱的诗人”，因素包括政治和诗歌。在李白与杜甫相识并同游的半年时间里，李白对杜甫的影响更大。他们是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对政治的警惕和对现实的敏感是时代的真实写照。他们的默契是发扬现实主义的传统。在诗歌艺术上，也是李白影响了杜甫:“杜甫在遇到李白之前，现存的十首诗几乎都是五律，可见杜甫早期的作品主要是五律。”杜甫在认识李白后，受到李白“七经”的影响，后来“从七经中得到了全新的解放，从而创造了自己独特的五经”。

20世纪60年代，人们对的交谊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出现了几篇关于交谊的文章，如郭沫若的《诗史上的双子星座》和耿的《关于交谊的几个问题》。郭文指出，“李白和杜甫是亲如兄弟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像天空中的双子星，永远并肩发光。

20世纪70年代，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杜丽交游的看法。他说:“杜甫很同情李白，没有问题。”而“虽然比李白大了十一岁，却对杜甫有着同样深厚的感情。”“前人爱以现存诗数来衡量感情的厚度，说杜厚于李，李薄于杜。那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关于李白根据传说所作的《为杜甫一戏》一诗，作者认为“既非后人嘲讽，亦非伪造”，诗中亲切感人，可见李白对杜甫的深切关怀。"

上世纪80年代后，仍有学者谈论杜丽的交游和交谊，如李宽的杜甫与李白的交谊，叶嘉莹的李白与杜甫的交谊以及天才的孤独，王惠宾初次见面时对杜丽的探索等。叶嘉莹对杜甫《致李白》一诗的解读，证明了杜丽的轻相待论绝不可信，并说明了杜丽与妻子之间存在着生命与心灵的联系。王会彬三年前考察了杜丽天宝的行踪，认为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不是罗阳而是梁园。

第二，再次讨论杜丽的优点和缺点。

虽然本世纪大多数学者并不热衷于讨论的优劣，但仍有一些学者在一定时期内自觉不自觉地持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观点。

在本世纪上半叶，大多数学者不同意杜丽的历史利弊论。如不与李比较的诗歌，而是从他们的创作实际出发，比较诗歌艺术的异同。王景之在研究中也认为，在“李抑杜”或“杨抑李”的历史崛起中，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李与杜。“杜丽学派的辩论因其偏颇的爱好而受到盲目的褒贬，而且没有说出最重要的一点”。因此，作者从七个方面分析了杜丽的不同之处。

而其他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持论的优劣，但却隐隐约约地流露出一点抑李的口吻。比如《白话文学史》中胡适说“李白虽咳九天，珠玉随风生”，我们普通人不禁汗颜，最后觉得他不是在唱我们的歌。他嘲笑云淡风轻的诗人杜甫，但我们终于觉得杜甫能理解我们，我们也能理解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李白终于是‘神仙’了。“再如李广田借用宋代诗人罗大靖在杜甫创作态度上的话来抑制李的观点。他还认为:“就诗歌的纯粹风格而言，李可能比杜甫有优势；就诗歌的思想内容而言，杜诗胜李百倍；因为没有一部作品能仅凭其风格而伟大。况且所谓的高人一等的风格还是一种普遍的偏见，因为归根结底风格还是由思想决定的，如果一个人完全不能接受李白的思想，就无法欣赏他的风格。“当然，这种扬杜抑李的理论有抗日战争的特殊背景，也与论者所持的文学理论分不开。同样，傅更生在评论杜丽的诗时，也从思想感情的重要性上肯定了杜甫，贬低了李白:“如果用这样客观的标准来衡量杜丽的诗，会发现杜甫八九分，李白差那么两三分。"

本世纪下半叶，五六十年代，受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术界在研究古典诗歌时，更加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和诗歌作品的现实性或通俗性。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有一种更为明显的杨度抑李论。但当时有些学者并没有扬此抑彼，而是能够平起平坐，各显其成。比如苏钟祥的《杜丽诗选》，选了杜丽的200多首诗(* * * 500多首)，编成一册，看看他的诗在本质和风格上的异同。作者指出，李白和杜甫是闪耀在唐代乃至整个古典诗坛两岸的永恒而崭新的旗帜。无疑，他们的作品“既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性，又具有大众性”，“李白和杜甫，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都是承前启后的人物。”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出版，体现了文革时期自上而下的崇李抑杜倾向。根据王学泰的《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解放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他更爱读李白的诗，李白是历代诗人的冠军。江青在评论电影《杜甫》时强调“主席偏爱李白的诗”。言外之意，他不能赞美其他诗人，尤其是杜甫，他曾被称为李白。因此，郭沫若在李白和杜甫身上几乎处处“扬李抑杜”，彻底改变了他在60年代初认为李白和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的看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很少有人在比较杜丽时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观点。大多数人分析杜丽诗歌创作的异同。

第三，杜丽思想与诗歌艺术的比较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80年代之前，就有学者将杜丽的思想与诗歌艺术进行了比较..例如，胡小石的《杜丽诗歌比较》系统地分析和比较了杜丽的诗歌艺术和成就。再比如，王敬之在《杜丽研究》中，还从思想、性格、艺术、处境、行为、爱好、身体等方面对杜丽进行了比较。

20世纪50年代，苏钟祥在《杜丽诗集传》中首次论述了杜丽思想的异同。他认为杜丽在三个方面是* * *的: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对侵略战争的恨；就两人而言，他们的诗歌各有不同和突出之处，即李铎的骄傲和叛逆精神，杜甫的人道主义和对他人的同情。那么，从诗歌史上的地位来说，杜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李白是第一个吸收民族优秀传统和外来形式，集于和包身松之长，推动中国诗歌全面发展的“先锋”；而杜甫则随着时代的进步，把自己的诗歌创作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现实主义高度，赢得了‘诗史’和‘诗圣’的称号。”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比较杜丽的各个方面方面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就。在这些成果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罗宗强的《论杜丽》。本书从政治思想、人生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对杜丽和他的两个人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比较。

与罗宗强的著作同时或之后，学术界出现了一些关于比较的专著，如金启华的《诗论比较》、袁兴培的《论诗歌的风格与意象》、裴妃的《李、杜甫及其盛唐之交的诗歌》、萧瑞峰的《论的异同》、苏的《山水诗的特色与异同》、吴光星的《杜丽的孤独与尊崇》等。

其中，金启华认为，杜丽诗论的相似之处在于，都主张吸收雅骚赋，取建安以前各派之作，取其精华，用其宏观，以成就其伟大；区别主要在于他们对气质、分道扬镳、各做各的事的看法，成就了各自不同的特色。袁兴培认为，李白和杜甫都是建立自己独特形象群的专家。优雅与阴郁两种不同风格，在不同的形象群中脱颖而出。李白创造的最突出的形象是飞翔的大鹏，咆哮的黄河和长江，高耸入云的山峰和倾泻而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非凡的精神，在曲折中表现出李白挣脱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其飘逸不落俗套的风格可见一斑”；杜甫受伤时的忧国情怀通过客观物象表现出来，形成了瘦马、病橘等带有强烈忧郁色彩的意象。"在这些被破坏和遗弃的生灵中，杜甫表现出了各种深沉忧郁的感情."作者指出杜丽风格的不同还体现在意象的组合上。李白诗中的意象组合比较稀疏，像一幅稀疏的写意画，一笔三两的传神之笔，可能胜过一张满纸的素描；杜甫诗歌中的意象组合比较紧密，在以此为基础的诗歌中往往压缩了几个意象，凝重、成熟、深邃。杜丽意象疏密的差异还体现在诗歌的构图上:李白的诗歌构图缓慢跳跃，诗歌节奏急促，影响不断；杜甫诗歌意象之间的脉络相当清晰，构图非常严谨，节奏缓慢流畅，有一种沁人心脾的穿透力。而裴则认为有很大的政治抱负，两人的性格差异表现在他们不同的政治道路上:杜甫是标准的正统，立志为贤臣，其为官之道与一般士人无异；李白梦想成为一名谋士，提供精彩的战略和成就，并一举达到香清。但都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以悲剧收场。吴光星认为，杜丽生前没有受到重视，杜丽的名气应该仅限于他的文集。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杜丽独尊”的观念很可能源于“新古文派”。笔者还认为，从八九世纪之交到北宋王安石，杜丽同样被视为一种审美理想――强化其美；从王安石开始，是不同的，李是奔放的，杜是沉郁的。

第九节总结

总之，20世纪的李白研究在生活、思想研究、艺术分析、作品整理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然，在特定时期，李白研究也因各种非学术因素走过弯路。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白研究突飞猛进，但选题重复、方法无突破的现象日益严重。90年代，真正有分量、有突破、有启发的作品和论文越来越少。但在本世纪李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加上更加坚实的学术精神、更加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更加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21世纪的李白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