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径分岔的花园(博尔赫斯)

有分叉小径的花园博尔赫斯

献给维多利亚·奥坎波(1)

(1)维多利亚·奥坎波(1891—1979)，阿根廷散文家、文学评论家，曾主编《南方杂志》并撰写证词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理论。

利德尔·哈特写的《欧洲战争史》第242页上有记载，说英军十三个师(由一千四百门大炮支援)对塞尔-蒙托班防线的进攻，原定于1916年7月24日发动，后来推迟到29日上午。机长利德尔·哈特解释说，延误的原因是暴雨，这并不奇怪。青岛大学前英语教师于准博士的证词，经过我的签名记录、复述和验证，却为这一事件提供了意想不到的解释。证词记录的前两页不见了。

.....我挂了电话。我立刻认出了用德语接电话的声音。这是理查德·麦登的声音。马登在维克托·龙伯的住所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我们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但这是次要的，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也就是说，龙伯已经被捕或被杀。那天日落前我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马登毫不留情。更准确地说，他必须冷酷无情。作为一个听命于英国的爱尔兰人，他被怀疑不热情，甚至不推销。现在他有机会挖出两个日耳曼帝国的间谍，逮捕或杀死他们。他怎么能不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心存感激呢？我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可笑的锁上门，仰面躺在一张小铁床上。窗外是平时的屋顶和下午六点被云遮住的太阳。这一天既无预兆也无预兆，成了我大灾难的死亡日。难以置信。虽然父亲已经过世，虽然我的童年是在海丰对称的花园里度过的，难道我现在就要死了吗？然后我想，不早也不晚，现在都算我的。沉寂了很多年，现在却出事了；千千的天空、陆地和海洋中有成千上万的人。真出事的时候就在我头上...马登不堪忍受的马晟出现在我眼前，驱散了我的思绪。我又恨又怕(我已经骗过了理查德·麦登，就等着上绞架，我承认害怕也没关系)，心想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武夫一定知道我有这个秘密。英国炮兵队准备轰炸恩克列的地点名称。一只鸟飞过窗外灰色的天空。我在想象中把它变成了一架飞机，然后把这架飞机变成了很多架飞机。我在法国的天空精确地投下炸弹，摧毁了炮兵队。我真希望我的嘴能在被子弹打烂之前喊出地名，让德国听到...我的血肉之躯所能发出的声音太微弱了。我怎样才能把它送到校长的耳朵里？那个多病又讨厌的人只知道我和龙伯在斯塔福德郡，在柏林封闭的办公室里等待我们的消息，没完没了地看报纸...我必须逃跑，我大声说。我不必要地蹑手蹑脚，好像马登一直在监视我。我忍不住检查我口袋里的东西，也许只是为了证明我什么都不会。我发现的一切都在意料之中。那块美国手表，镍表链和那枚四角硬币，那条带着龙伯住所钥匙的链子，现在已经没用了但可以构成证据，一个笔记本，一封我看完之后决定立即销毁的信，但我没有销毁，一本假护照，一枚五先令的硬币，两先令和便士，一支红蓝铅笔，一条手帕和一支装有子弹的左轮手枪。可笑的是，我拿起枪，在手里掂量掂量，鼓励自己。我隐约觉得炮火能传很远。不出十分钟，我的计划就被认为成熟了。电话簿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只有他能为我传播信息:他住在芬顿郊区，坐火车不到半小时。

①荒谬的假设。普鲁士间谍汉斯·拉贝纳斯，别名维克多·鲁恩伯格，用自动手枪袭击了前来逮捕他的理查德·麦登上尉。后者出于自卫，打伤了龙伯，导致他死亡。——编者按原文

我是个懦夫。我不妨现在就说，因为我实现了一个没有人会说有风险的计划。我知道实施过程很可怕。不，我不是为了德国。我不在乎一个让我堕落成间谍的野蛮国家。此外，我认识一个英国人——一个谦逊的人——他对我来说不亚于歌德。我和他谈了不到一个小时，但在那一个小时中间，他就像歌德一样...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领袖看不起我这个种族的人——看不起聚集在我身上的无数祖先。我想向他证明一个黄种人可以拯救他的军队。而且，我想逃出船长的手掌心。他随时都可能敲我的门，叫我的名字。我静静的穿好衣服，对着镜子里的我说了声再见，下楼，看着安静的街道，走了出去。火车站离这里不远，但我觉得坐马车合适。原因是降低被认出的风险；事实是，在冷清的大街上，我觉得特别显眼，特别不安全。我记得告诉马车夫在车站入口处停下来。我磨蹭着下了公共汽车。我的目的地是阿什格罗夫村，但我买了一张票，在一站下车。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八点五十分。我得快点。下一班火车在9: 30离开。站台上几乎没有人。我在几节车厢里看了看:有几个农民，一个穿着丧服的女人，一个全神贯注在读塔奇隆编年史的年轻人，还有一个看起来很开心的士兵。火车终于启动了。我认识的一个人匆忙跑过去，追到站台尽头，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是理查德·麦登上尉。我沮丧不安，躲避着可怕的窗户，缩在座位的角落里。我从沮丧变成了自谦的骄傲。我以为我的决斗开始了，尽管我靠运气赢了对手四十分钟，但我还是赢了第一轮。我认为这个小小的胜利预示着完全的成功。我觉得胜利不小。如果火车时刻表没有给我宝贵的第一步，我早就被关进监狱或者被杀了。我认为，不是没有诡辩，我已经成功地证明了我可以完成冒险。我从懦弱中学会了关键时刻没有抛弃我。我期望人们越来越屈服于令人发指的事情；用不了多久，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穿制服的战士和强盗；我想奉劝他们的是，做了十恶不赦的事情的人，要假设这件事已经完成，把未来当成过去一样不可逆转。我就是这么做的。我把自己当成一个死人，冷眼看着那一天，也许最后一天过去了，黑夜来临了。火车在两边的树丛中缓慢移动。停在荒野般荒凉的地方。没人报站名。那是阿什格罗夫吗？我有几个孩子在要月亮的舞台上。阿什格罗夫，他们回答。我下了公交车。

1塔西佗(55？—120?)，古罗马历史的作家。传世作品除编年史外，还有《说话人的对话》、《日耳曼方志》、《历史》等。编年史描述了从14(奥古斯都之死)到68(尼禄之死)的事件。

站台上有灯光，但孩子们的脸在阴影里。一个小孩问我:你要去斯蒂芬·艾伯特博士家吗？没等我回答，另一个孩子说，他家离这里很远，但是如果你走左边的路，在每个路口左转，你不会错过的。我给了他们一枚硬币(最后一枚在我身上)，下了几级石阶，走上了那条寂寞的路。这条路缓缓下降。那是一条土路，两边都是树，树枝在天空中连成一片，又低又圆的月亮似乎陪伴着我。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理查德·麦登已经知道了我的绝望计划。但我马上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孩子告诉我要一直向左拐，这让我想起了一些迷宫找中央院子的惯例。我对迷宫有所了解:我真的是云南巡抚解鹏的曾孙。他辞掉高官厚禄，想写一本比红楼梦人物还多的小说，建造一个谁也走不出去的迷宫。他在这些复杂的工作中度过了十三年，但是一个局外人暗杀了他。他的小说像天书一样，他的迷宫没有找到。我在想英格兰一棵树下失落的迷宫:我想象它完好无损地在一个秘密的山峰上，被稻田掩埋，或者淹没在水下。我想象它是广阔的，不只是一些八角形的亭台楼阁和蜿蜒的小路，而是由河流、省份和王国组成...我想象的是一个由迷宫组成的迷宫，一个错综复杂、无穷无尽的迷宫，涵盖了过去和未来，某种意义上甚至还涉及到其他星球。我沉浸在这种虚幻的想象中，忘记了自己被追杀的处境。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里，我觉得我抽象地理解了这个世界。模糊而充满活力的田野，月亮，傍晚的时光，轻松的下坡路，都让我感触良多。黄昏是亲切的，无限的。道路继续向下延伸，在模糊的草丛中分岔。一阵悦耳的音乐有节奏地响起，随风飘荡，或近或远，穿透树叶和远方。我以为，一个人可以是别人的敌人，可以是别人一段时间的敌人，但不能是一个地区、萤火虫、文字、园林、水和风的敌人。我这样想着，来到一扇生锈的铁门前。从栏杆上可以看到一个森林阴道和一个类似凉亭的建筑。我突然明白了两件事，第一是微不足道，第二是不可思议；音乐来自亭子，是中国音乐。正因为如此，我没有用心听就全部接受了。我不记得门上有没有铃，也不记得我有没有和门击掌。火花般的音乐没有停止。

然而，一盏灯笼从深宅里走出来，渐渐靠近:一盏月光鼓形的灯笼，有时被树干挡住。提着灯笼的人是一个高个子男人。由于光线刺眼，我看不清他的脸。他打开铁门，慢慢地用中文对我说:

“看来，珀西的感情越快越好，不要让我感到孤独。你一定也想参观花园吧？”

我认出了我们的一个领事的名字，不知怎的我继续说:

“花园？”

"有分叉小径的花园。"

我心潮澎湃，难以理解地肯定说:

“那是我曾祖父彭琪的花园。”

“你的曾祖父？你尊敬的曾祖父？进来，进来。”

湿漉漉的小路蜿蜒曲折，就像我童年的记忆。我们来到一间藏着东西方书籍的书房。我认出了几卷用黄绢装订的手稿，是明朝第三任皇帝编的《永乐大典》的逃亡卷。留声机上的唱片还在转，旁边有一只青铜凤凰。我记得几百年前的一个红瓷瓶和一个蓝瓷瓶，那是我们的工匠模仿波斯陶工的作品...

斯蒂芬·艾伯特微笑着看着我。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他身材高大，轮廓分明，长着灰色的眼睛和灰色的胡子。他看上去有点像牧师，又有点像水手；后来他告诉我，他“在想当汉学家之前”，曾在天津当过传教士。

我们坐下来；我坐在一张矮沙发上，背对着窗户和落地钟。我认为追我的理查德·麦登一小时后不会到这里。我不可逆转的决定可以等。

“彭的一生真是了不起，”斯蒂芬·艾伯特说。“他成为了他家乡省份的总督，精通天文学、占星术、古典诠释和象棋，还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他放弃了这一切去写书和建造迷宫。他抛弃了炙手可热的官位、漂亮的妻妾、盛大的宴席，甚至抛弃了自己的学识，把自己的家关在翟还不到十三年。他死后，继承人只找到了一些凌乱的手稿。你可能知道，他的家人打算烧掉手稿；但遗嘱执行人——一个道士或和尚——坚持要出版它。”

“彭的子孙，”我打断他的话，“还在责怪那个道士。出版不合理。那本书是矛盾草稿的汇编。我看过一次:男主角第三次死了，第四次复活了。至于彭的另一项工作，迷宫……”

“那是迷宫，”他指着一个高高的油漆柜说。

“一个象牙迷宫！”我失声大喊。“一个微型迷宫……”

“符号的迷宫，”他纠正我。“一个看不见的时间迷宫。我，一个英国蛮子人，有幸意识到这个显而易见的秘密。时隔百余年，细节难觅，但不难猜测当时的情景。解鹏曾经说过:退休后我要写一部小说。还有一次:退役后我要建一个迷宫。人们认为这是两件事；没有人认为书和迷宫是一回事。徐明斋当然是建在一个相当复杂的花园中间；这个事实让人们想起了一个真实的迷宫。彭死了；在他广阔的庄园中间，没有人发现迷宫。两种情况让我直接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彭计划建造一个绝对无尽的迷宫的奇怪传说。第二个是我找到的一封信的片段。”

艾伯特站了起来。他打开已经被熏黑的金色柜子，背对着我几秒钟。他转身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薄薄的纸，上面有方块，原本的红色已经褪成了粉红色。彭的一手好字名不虚传。我急切而又模糊地看着我的一个祖先用小字写下的话:我离开了花园，有了通向一些后人(不是所有后人)的分叉小路。我默默地把报纸还给艾伯特。他接着说:

“在发现这封信之前，我问自己:一本书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变得无限？我觉得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书的最后一页必须和第一页一样，才有可能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我还记得《一千零一夜》半夜的那个晚上，山鲁佐德女王(由于抄写员的神秘疏忽)开始逐字逐句地讲述《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这可能会导致她没完没了地回到她讲述的那个夜晚。我也想到口头文学作品，父子口述，代代相传。每一个新的讲故事的人都会增加一个新的章节或者虔诚地修改他祖先的章节。我思考了这些假设；但与彭对着干的张辉，却比不上这个数。就在我迷茫的时候，牛津给我发来了你看到的手稿。很自然地，我注意到了这句话:我离开了花园，有了通向一些后人(不是所有后人)的分叉小路。我几乎当场恍然大悟；《小径分岔的花园》就是那部混乱的小说；部分后人(不是全部后人)的那句话给我揭示的形象是时间的分叉而不是空间的分叉。我又浏览了一下作品，证实了这个理论。在所有虚构的小说中，每当一个人面临几种不同的选择时，他总是选择一种可能性，排除其他可能性；在解鹏错综复杂的小说中，主角选择了所有的可能性。于是，就有了很多不同的世代，很多不同的时代，衍生出来，披上了枝叶。小说的矛盾由此产生。例如，方俊有一个秘密；一个陌生人来到你的门前；方俊决心要杀了他。自然有几种可能的结果:方俊可能杀死不速之客，可能被他杀死，两个人都可能安然无恙，或者两个人都可能死去，等等。在彭的作品中，有各种各样的结局；每个结局都是其他分叉的起点。有时候，迷宫的路径会相遇:比如你来到这里，但在一个可能的过去，你是我的敌人，在另一个过去的时期，你是我的朋友。如果你能忍受我糟糕的发音，我们不妨读几页。”

①山鲁佐德，阿拉伯民间故事《天方夜谭》中讲述故事的女子。据传说，萨桑国王因为讨厌和别人偷情而杀死了皇后。从那以后，他每天都和一个女孩结婚，翌晨杀了她。首相的女儿山鲁佐德自愿嫁给国王以拯救无辜的妇女，并每天晚上讲故事，这引起了国王的兴趣，使他免于被杀害。她的故事被讲述了一千零一夜。

在明亮的灯光下，他的脸无疑是一张老人的脸，但却有一种坚定甚至不朽的神情。他缓慢而准确地阅读了同一章的两种写法。先是一支军队越过荒山投入战斗；艰苦的山地行军使他们对死亡犹豫不决，所以他们轻松地赢得了战斗；其次，同一支军队经过一座正在举行宴会的宫殿，欢快的战斗就像是宴会的延续，他们也取得了胜利。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听着这些古老的故事。更让我惊讶的是，想出故事的人是我的祖先，为我还原故事原状的人是来自一个遥远的帝国。当时是在一次绝望的冒险中，地点是一个西部岛国。我还记得最后一句话，它像一条神秘的戒律一样在每一个写作中反复出现:英雄们就是这样战斗的，怀着一颗可敬的心，无所畏惧，手中的青铜剑异常锋利，只求杀死对手或者战死沙场。

从那一刻起，我感到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躁动围绕着我，在我的身体深处。不是各路军队分道扬镳、齐头并进、最后合并的躁动，而是一种更难掌握、更隐秘的兴奋，这种兴奋已经被那些军队提前表现出来了。斯蒂芬·艾伯特接着说:

“我不相信你们显赫的祖先会白白玩弄不同的写法。我觉得他不可能在无休止的修辞实验中度过十三年。在你的国家，小说是次要的文学类型；那时候被认为不做作。解鹏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小说家，但他也是一位作家。他绝不会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小说家。他的同时代人认可他对玄学和神秘主义的偏爱，这一点被他的一生充分证实。哲学讨论在他的小说中占了很大的篇幅。我知道，深不可测的时间问题是他最关心、最专注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出现在《花园》的手稿中。甚至“时间”这个词也从未被使用过。你怎么解释这种刻意回避？”

我提出几点看法；都不足以回答。我们争论不休；斯蒂芬·艾伯特最后说:

“唯一不允许用在答案是国际象棋的谜语中的词是什么？”过了一会儿我想说:

“‘象棋’这个词。”

“一点不错，”艾伯特说。“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个巨大的谜语或寓言，答案是时间；这个秘密的原因是不允许‘时间’这个词出现在手稿中。从头到尾删掉一个字，用笨拙的比喻，明显的绕路，可能是解开谜底的最好办法。在他孜孜不倦的小说中，解鹏每次出现转折都采用迂回的方法。我查了几百页手稿，纠正了抄写员的疏漏和错误，猜测了乱七八糟的意图，恢复了，或者我认为恢复了原来的顺序，翻译了整部作品；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找到过“时间”这个词。显然，《歧路灯下的花园》是彭心目中一个不完整但绝非虚假的宇宙意象。你的祖先与牛顿、叔本华的区别在于，他认为时间没有同一性和绝对性。他认为时间有无数个系列，时间的偏离、汇聚和平行编织成一张不断增长的复杂的网。一个相互靠近、发散、交错或者互不干扰的时间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存在的；有些时候，没有我也有你；其他时候，没有你也有我；再过一会儿，你和我就会存在。这时，偶然的机会让你来到家里；另一个瞬间，你走过花园，发现我已经死了；又一瞬间，我说出了我至今所说的话，但我是个错误，是个幽灵。”

“在任何时候，”我略带震惊地说，“我总是感谢和钦佩你重现了彭琪的花园。”

“不总是这样，”他笑着说。“因为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未来。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我可以成为你的敌人。”

我又觉得不安分了，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房子周围潮湿的花园里挤满了无数看不见的人。那些人是艾伯特和我，隐藏在时间的其他维度，忙碌而多变。当我再次抬起眼睛时，噩梦般的迷雾消散了。黄黑相间的花园里只有一个人，但那个人却像雕像一样强大，他就是走在小径上的理查德·麦登船长。

“未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我说。“但我是你的朋友。我能再看看那封信吗？”

艾伯特站了起来。他身材高大，打开了高柜的抽屉；有几秒钟，他背对着我。我手里有一把手枪。我非常小心地扣动了扳机:艾伯特立刻倒了下去，没有哼一声。我确定他是立即死亡，而不是突然死亡。

剩下的都是琐碎的，像做梦一样。马登闯进来逮捕了我。我被判绞刑。我输得很惨:我通知柏林应该进攻的城市的秘密名称。他们昨天轰炸了。我在报纸上读到过。报纸上还有一则消息，著名的汉学家斯蒂芬·艾伯特被一个名叫于准的陌生人暗杀了。暗杀动机不明，给英国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柏林的首脑解开了这个谜。他知道，在战火纷飞的时候，我很难宣布那个叫艾伯特的城市的名字，除了杀死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没有别的办法。他不知道(没有人能知道)我无限的遗憾和厌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