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龙是什么星座？乾隆具有一个完美主义者的所有特征。
从乾隆的性格来看，他属于典型的完美主义，在为政选人用人和个人艺术创作的审美上追求完美。那么作为一个皇帝，由于完美主义，这种身份和人格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审美结果呢？那就是利用他的政治资源，大集大集，编诗集，把历代的珍贵宝藏都占为己有，随意乱涂乱画，随意修改。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特大赈灾案主犯王亶望被执行死刑后，执着于一件小事，却不好开口。他只是命令福建和浙江总督陈惠祖迅速查封王亶望，并立即将没收的物品运回北京。原来，一年前，乾隆七十大寿时，王亶望送给他一份大礼，几乎都是珍品，一向挑剔的乾隆对此非常满意。但按照当时进贡的潜规则，有进九回三的惯例。乾隆做了很多思考之后，把玉山的一对玉瓶和一件玉璧还给了王亶望，但是还回来之后非常后悔，正好赶上王亶望案发，乾隆马上收回了后悔的话。这两件宝物虽然又被陈惠祖藏了起来，但在大臣阿贵和傅长安的追查下，终于被找了出来。原来，王亶望的宝物不仅乾隆喜欢，陈辉祖也喜欢，最终因换包丢掉了性命。皇帝和他的副手们争夺珍宝的事实在真实的历史中并不多见，但它反映了乾隆到处强调的丰收所衍生出的大收藏、大占有的心态。
一个
“大”收藏家
与他早年的努力相比，从乾隆四十一年开始，66岁的乾隆更加注重对物质和精神享受的追求，尤其是对古玩珍品的追求，近乎狂热。从写诗到画画，甚至早年学西厢琴，再到迷恋昆曲，都说明甘龙的文艺范儿很全面，但比起这些爱好，他最喜欢的还是收藏各种古董。因为这些私乐与政治相冲突，乾隆早期只能与之保持距离。乾隆刚即位时曾上书，说自己服丧，无心享乐，地方大臣三年内不再供奉任何贡品。此后三年，乾隆仍要求各地不要进贡，说地方官给我宝物只是为了联络我。“不知君臣之间，只在诚意，不在虚度。”同时，他进一步阐述道:“如果你们是执政者，如果你们真的能为国计民生努力，我一定会奖励你们。如果你每天都不懂得致敬讨好我，那这样的人早就被我抛弃了。”甘龙聚珠
乾隆执政中期后，这一规则逐渐被打破，甚至召开了全国赛宝大会，全国的一级珍宝涌入乾隆的收藏室。六十六岁时，甘龙特意到山东“寻宝”，在领磅数量和种类上实现了最大突破。“一千只黑豹，一千只银鼠”的分量可想而知。小玩意种类繁多，“三十六把洋瓷刀，五十顶海龙帽，三十六个象牙鞭炮包”。几天后，我们收到了数百个鼻烟壶、20套蓝色长寿钩等。，并粗略数了一下大大小小近万公斤的物体。有一段时间，送礼的人又忙又累。之后开始重用“朝臣”，带领贪腐大潮席卷全国。与雍正相比，乾隆的办公室规模更大，人员更多，各种设计都有。他成立了“养心堂制造室”。由于“作品”数量过多，乾隆亲自将它们分类:盒作、装裱作、画和宽木为一类，木作、油作、雕变、旋作、刻字为一类等等。简而言之，乾隆在建府上投入了巨大的物力、财力和自身精力。不仅如此，制造所生产的漆器仍然不能满足朝廷的需要。因为乾隆对漆器的要求极高，认为这项工作只有苏州织造才能做好，是“苏天下第一”，就特意把身边的官员调到苏州制造所当监工。让乾隆满意的不仅仅是苏州制造的脱胎漆器，还有苏州雕刻的漆器，让乾隆很难赞“好”。为此，乾隆特意立下遗嘱:“南边现在做漆雕，要考虑当地的雕版。“只有乾隆认为‘好’了，才能刻上年份型号。当时漆器的制作可以概括为“保命”和“节约”。
“命工”就是做什么，做什么样式，装饰什么图案，都要按照乾隆的旨意来完成。甘龙对漆器有严格规范的要求。他打算做的所有物件，都需要作者在开始工作前“画”、“做”或“贴”。乾隆在得到满意的漆器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财政支出，甚至感叹:“南方工匠吃的钱和吃的菜比官员的俸禄还多。《清宫内务府档案集》
既然他花了这么多钱，甘龙认为他必须想出更好的对象。因为他非常专业和挑剔，所以他经常批评他所展示的东西。比如《蒙古大蒙古包中的平王座屏风峰》时，《乾隆传》说:“蒙古大蒙古包中的平王座屏风峰的方式各不相同，试图用海景的含蓄方式来描绘的人...平王座再颠簸就不听话了。这点我很佩服。”类似的批评、警告甚至罚款并不少见。
乾隆对餐具要求比较严格。他认为只有极其精美的餐具才配得上皇家的气派，尤其是皇帝的餐桌需要上百道菜。虽然大部分都不吃，但是放在那里就形成了独特的皇家风格。乾隆的餐具多由金、银、玉、瓷、玛瑙等制成。与其说是生活用品，不如说是奢侈的工艺品。乾隆对制碗提出几点要求:“十六件花凤碗，红漆彩金，寄语:嵌漆。”乾隆早期把完美主义发展到了极致。对于需要签名的物件，他经常让某翰林按名字落款。乾隆从细节上提出了建立的总体要求。
与雍正的美学相比，乾隆的美学更广阔，更全面。从整体风格上，走了很多极端，主要是从大色开始，出现了大量精雕细刻的作品。做工越复杂，色彩越好，用料越奢华越好，以至于很多作品让人觉得太过艳俗，甚至怀疑为什么乾隆的审美水平这么低。甘龙似乎已经为后人的评价做好了心理准备。他曾说:“玩腻了的东西可以概括一切，别人不行。古老的东西在现在是简单的。今事古。”接着他又补充道:“崇尚简单和今天的崇尚美好，与品味和道德无关。”现在翻译过来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而甘龙的这种对极致之美、极致之华丽的追求，表达了他一心一意创造盛世的陶醉心态，也只有这样，才配得上盛世的民族风范。值得一提的是，玉雕艺术在乾隆时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唐代白居易的《会昌老於菟山》玉雕，重达820公斤，另一幅描绘大禹治水的作品重达5000公斤。乾隆认为是因为玉雕比其他材料更实用耐用。同时，他自豪地说，这些玉雕所用的玉料是。用华丽表现大气，用华丽表现繁华，都是乾隆的审美原因。
此外，乾隆对园林的热爱和建设是非常辛苦的。仅北海工程就用了30年，终于达到了乾隆“四面风光”的完美要求。“三山五园”中的圆明园，在乾隆时期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和心思。乾隆很得意地说:“天宝是皇帝可以到河南旅游的地方。”再加上乾隆的审美眼光已经开始走向世界，以至于乾隆在收到英国马扎尔尼代表团赠送的礼物时，表示了很多不屑。他评论说:“今天，内府制造的器具精致高大，都是这种...对他们所谓的奇怪的东西，他们只觉得像普通的耳朵。”虽然有很多傲慢，但也反映出乾隆对外国的东西并不陌生，甚至是看着英国手表长大的。乾隆七十大寿，北京附近各诸侯国进贡车辆多达三万辆。那些珍贵而脆弱的贡品是由人、骆驼甚至更多的人用轿子抬着的。“每辆车牵着六七匹马和骡子，四匹骡子由轿子或连杆赶着，上面插着小黄旗，上面都写着进贡。”有一段时间，乾隆的宝物把北京城堵得水泄不通，以至于晚上还在排队，“篝火相对，钟声相对，鞭子摇场。”各国的贡品
二
“伟大”诗人
乾隆晚年凡事追求完美，一次次证明自己的伟大和完美。从皇帝的排名到领土再到人口，后来比政治更稳定，比军事成就更成功。把所有的大事都比了之后，他把自己的年龄和历代皇帝比了比；对比在位时间，最后对比子孙数量，这些都是盛世心态下的完美主义造成的。他所有藏品的数量和质量真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量，几乎收藏了当时所有的一级珍品。
此外，当成年后，他被任命为太子包。雍正在圣旨中称赞他，说:“皇帝的四个儿子，都是科举所爱。他们今年二十多岁了，见识也增长了。我很高兴。”这个结论得到了他的老师蔡士元的证实:“皇帝的四个儿子(李鸿)天天不顾今昔，黄昏诵经，天天画秘，据案而行。”他是历史上著名的“大”诗人。这个大是量上的一个“大”，他的诗的规模是空前的。
良好的学习习惯奠定了扎实的文学功底，但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衍生出了“嗜诗如命”的习惯。据统计，他在位60年间，写了465，438+0，800多首诗，这还不包括乐善唐吉登基前和退位三年后写的东西。以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为例。它布局精细，景色壮丽，有900卷。它收集了唐朝三百年来2200多位诗人的作品，只有48000多本* *。但从数量上，也能解读出乾隆惊人的意志力，以及写诗的连续规律性。
甘龙喜欢写发自内心的诗。他曾说:“三天不唱，会有失落感。”乾隆的诗很快，基本不用思考，拿着笔就来了。这也造成了它数量庞大，大部分作品都很平庸。
甚至他的大部分诗歌都缺乏诗歌应有的境界和品味，有些非常难懂。我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但我给出了一个很超脱的理由:“是不是要学警句，快乐的地方是因为笔？”
他常说自己“一生学诗”，也知道别人会嘲笑他“笑学而不忘诗”。对于自己一生的“文志”，他曾这样总结:“我有一点闲暇，没有其他娱乐爱好。我经常写诗和古文，散文也没有几十篇。诗歌是感伤的和讽刺的。这期间农事适宜，山川秀美，景色纯净。我不想写诗，也不想记。”
乾隆写的诗的形式，更像是今天的短日记和微博、朋友圈的御用存在。要知道盛世必有三明治，这个头，他会亲自去拿。可以肯定的是，乾隆写诗是为了避免写言情小说，主要是着眼于政治建设的内容。“我一直在歌唱，不是为了风、云和月的话语。凡与政典有关者，必有诗录。”此外，他还写了一首关于民生农业的难以理解的诗:“内阁报要隔一天到，这叫两寸雨。”但是，意思是十八次，我却不知道是九次。“对于这种难懂的诗，只有他能想到。好在他给出了解释:“像往常一样，他每两天收到一次从北京寄来的内阁报。他很高兴天气预报说北京下了两英寸的雨。然而，他收到了直隶的报告，报告上没有说19日下了四英寸的雨。宜州的降雨量与北京不同。北京报道的是18号，所以不知道19号。"
乾隆写诗的数量，一开始并不是很惊人。他早年努力的时候，诗的数量并不多。登基之初，他自言自语道:“我一边批奏折，一边忧心忡忡。我怎么能写诗？”最初的皇家诗集
有时候乾隆的诗也不全是自己写的，有时候激动的时候会唱一两句，但是不知道下面写什么。影视剧画面对此有生动的写照。乾隆带小沈阳看风景，于是念叨“一块、两块、三四块、五块、六块、七八块”，卡住了。小沈阳笑着接下一句:“飞到草丛里就看不见了。”虽然是艺术加工，但它生动地还原了甘龙诗歌的许多方面。对于文人帮他写诗，甘龙毫不避讳地说:“从今以后，虽有一些作品，还是出自词臣之手，真假各半，不想与文人争聪明，好让后人发笑。”最初的皇家诗集
尽管他的诗被他的大臣们吹捧为“杰作”，但甘龙仍能保持一些自知之明。个人很喜欢杜甫的诗风。在很多描写民生的现实主义诗歌中，虽然措辞并不华丽，但也很感人。有时天气久旱，他的诗里也流露出焦虑:“人穷，却呼天抢地，干旱甚多，皆因咎于己。”他在一首诗里写下了自己的状态:“每天在宫里到处烧香求神、龙神，几乎是不得安宁。”除此之外，乾隆还涉足品评书画、鉴赏文玩、刻本、日常听政、批评折子、祭祀等。虽然很难把乾隆定义为“大诗人”，但却可以用“政治诗人”来形容。乾隆的性格属于完美主义，只不过他在乎“尽善尽美、荣华富贵”，在年龄、政绩、牺牲上与历代皇帝相提并论。甘龙身材很好，但是他不强壮。从他的各种签名作品来看，他更愿意把自己包装成一个颜值好，品味高的完美男人。甘龙18岁开始学画，但从仅存的作品来看，他的绘画资质一般，甘龙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每当他下到阿依的绘画水平时，经常被甘龙打断。
但这并不能减少他对绘画的热爱，尤其是在画自己的肖像时，他召集了40多个画师为他画帝王的标准画。在他的肖像中，甘龙明确指出不能使用深绿色的画布，他对画中的布局和细节有明确的要求。在众多画家中，他详细介绍了耶稣会外国画家，认为他的画更生动，更有活力。另一位外国画家在他的笔记中记录了甘龙正在寻找他的肖像:“第三天早上，皇帝屈尊见他。他想看一看完成的画作，发现在两幅关于他的画像中，他的身体微微向后倾斜。他要求立即纠正这个错误。为了帮助画家，他甚至坐在王座上摆姿势。他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让画家按照自己的意见去画。”
为了画出一幅展现甘龙“骑射武功”的有力画面，甘龙先画了一幅马背上的追虎图，然后请画师将骑手(自己)的姿势润色。几天后，甘龙要求画家为他画一幅全身像，同时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为了美化自己的形象，他的头应该比实际大一些。”耶稣会王志成。乾隆在多幅画像中，展现的是一个书斋中的文人形象，周围是精美的卷轴和作为文人象征的纸、墨、笔、砚等物品。在这些画像中，甘龙经常穿着汉族文人宽松飘逸的长袍，而不是满族宫廷服装，从而将其塑造成一个高大美丽的汉族文化管理形象。乾隆之所以这么喜欢自画像，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自恋，更是为了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皇帝的独特形象。
三
“大”面试官，先选个官。
在选官的时候，甘龙延续了他父亲选官的方式，一般都停留在第一印象。他经常以自己所谓的面相和以往评委的经验来评价官员，对介绍的“简历片”随意评论。见到江西官员后，甘龙写道:“瘦，健，有武将风范”，陕西人宋盘龙说:“老实人，斗在汉朝，得之。”我看到周万的时候也说他有点可怜:“苗条，可怜，一般，不错，汉朝打仗。”《清帝高宗实录》中的一些官员也被他形容为:“破貌卑微，小材小用。”在他评论的文字中，常见到“喜欢”或“喜欢好”在语气上带有不确定的成分，充满了强烈的感情，送给庞大的官僚
在挑选武官时，甘龙更注重对方的身高甚至体重，以此来界定是否能用。看了韩良乡，觉得很好，但因为不了解底，只好这样注解:“将帅中难得的，在谭兴义和何勉之间。将来可以用提督，不如缓一缓。”采访中，查朗阿看完之后给出了一个模糊的评价:“中学以上，人有福，有文化”。被乾隆看到后，有些人觉得自己的脸不好看，样子也不好看，就匆忙下结论:“钟平没有前途，只能参加。”
有时，甘龙还把这次采访与对当今王朝重要人物的采访相比较。他见了一个姓钱的官员，就说:“看来，在傅德和傅奎之间，人们似乎都很有希望，也很坦率。如果你不用聪明，你会有很大的前途。让我们看看。”乾隆十三年(1748)十月，陕西作为驻防地。“贡献，善良，平凡，像惠子·巴德明，做鬼，做小料，不识字，中下。”乾隆以貌选官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渐看内在特征，有时甚至以识字或受教育程度来判断，如“识字少，中上”“普通，好看，识字，看文书”“糊涂，胆识，文盲，中下”等等。清代官员履历档案的完整编纂
另外，当时能够掌握少数民族语言的官员印象非常深刻，有时候这些可以在面试中加分。“这个人好像还可以接受，不过满语还是不错的。”甘龙早年品行端正，获得了许多“宽仁”的美誉。即使对诸侯推荐的官员不满意，他也留下了自己的感情，加以利用。比如他看了授与陕西略阳营的补充驻军后说:“人很普通，燕王说的没错，就像一个猛撞他力量的人，中学。”乾隆四年三月，张良弼阅后，在评语中写道:“钟平，人若去，将来副将可得，止于将军。他将能善用自己的才能和技能，他将能努力做事，但他觉得他对自己的军队控制得太严了。”因为有些官员不懂礼仪，甘龙对此很反感。他看了甘肃后营驻军后，很不满意。“钟平糊涂，无知，被介绍的时候还低着头，一点都不懂”的评价，让此人彻底标志着仕途的终结。
有时候以貌取人，会发现这个缺点。比如你之前看到几个中尉，觉得他“很懂，很有学问，很少识字，一般。”过了几年，再介绍我的时候，我觉得很不满意，说:“我不是不满意粗夯的无能，而是介绍的时候没看仔细。这是错误的。”
这样的例子不是一个，甚至有很多重复。比如我在看一个叫杜凯的人的时候，一开始的评价还挺好的:“挺好的，以后希望能成人，还能升中学。”一年后，当我再次被召见时，甘龙彻底颠覆并否定了自己当初的评价:“人更假，只是喋喋不休，似乎没什么出息，我错怪日本了。”总的来说，乾隆眼里很少有让他眼前一亮的人才，这和乾隆与生俱来的自尊自爱、自卑的优越感有关。也让人看到了乾隆鼎盛时期的审美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