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棍的基本类型
人们通常会接触到大量邪恶的奴隶型反派，他们并没有签约出卖自己。他们的特点就是总在找人投靠，巴结。投靠之初，他说的都是好话。一旦避难成功，他就充分彻底地把避难对象的弱点和忧虑作为克制、威胁、反叛和出卖的资本，但反叛和出卖之后他仍然是奴隶。这样的人，再凶再恶毒，也拉不走靠山。在性格上，他们根本无法自立于世。他们再怎么做，也只能算是反派。因为一时的饥荒而乞讨求生，是值得同情的，但当乞讨成为一种习惯性职业，进而滋生出一种群体心理和文化方式，就必然成为一种社会公害，毫无积极意义可言。乞丐心理的基本点，在于用自虐、自残的方式，一点一点、快速地占有他人财物。乞丐脑子里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也是自己的。只要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人格形象来博取人们的怜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都有可能转化为自己的。他们的脚会一直踩在滑轮上改变所有权。在他们得到之前，他们的语气真诚到让人落泪。他们得到后，马上翻脸不认人。这种做法肯定会被人诘问，而他们面对诘问的方式就是努力做一个流氓来拯救自己。他们会对天发誓，刚才乞求的东西是他们生的，是反伪恩人打破的。恩人以为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停止布施，会大声喊发生了抢劫。大声呼唤围观者，无聊的围观者喜欢听到违背常识的戏剧性事件。于是，一个不需要抢劫的劫匪抢了一个不能被抢的被抢人。多么不可思议又耸人听闻的故事。乞丐型反派作为这个故事的主角，和抑郁的施舍者一起，被围观者深深满足了很久。与市井流氓不同，乞丐型反派从不嫌弃自己的悲惨，从不炫耀自己的断枝，从不炫耀自己的破烂，也不强调衰老。一切似乎都走到了他们生命的尽头，赚到了人性中善良人的最后一道防线。
乞丐一旦结成团伙，谁都不好对付。《清钞丐》载:“在江苏省的淮、徐、海等地，各县及邻省有数百个团体乞讨，以光绪初年为最多。”最诡异的是，苏北这些威武的乞丐，身上还带着盖着公章的护照，在一个地方乞讨成了一种公务。乞讨之后，他们必然会去政府乞讨，然后加盖公章，成为下一站乞讨的“签证”。政府虽然皱眉，但也不忍心执着。既然是穷人，乞讨又不违法，那就一个个盖章。从这个例子联想到，只要有人愿意在生活中下定决心通过乞讨来获得某样东西，他迟早总会达到目的。看似贫穷却渴望见到，居高临下却贪得无厌，一旦获得，就会立刻行骗，这就是乞丐的基本生态。所有的反派都是满嘴流氓气。当奴隶反派最终被最后的主人驱逐，当乞丐反派最终不愿意扮演悲伤的角色，当这些反派完全丧失了社会取向，甚至假装价值原则，他们就成了社会秩序最放肆、最没有逻辑的骚扰者。这就是流氓恶棍。
流氓反派的生命力来自无耻。西方有人说人类是唯一有羞耻心的动物，不适合流氓。明朝历史上有个叫曹钦成的人，明明知道自己当了吴县知府，还要托太监魏忠贤当父亲。最后连魏忠贤自己都受不了阿谀奉承的丑恶行径，被骂成了人渣。他罢官，却当场说:“君臣之义已尽，父子之恩难忘。”很快魏忠贤的阴谋被揭穿，曹钦成作为共犯被关进死囚牢房。他与此事无关。他在监狱里天天抢别的罪犯的饭吃，吃饱了。这个曹钦成，一开始无疑是个奴才反派，但当他失去主子被判死刑后，自然就变成了流氓反派。我是一个县长。那又怎样？还敢从凶手嘴里抢食物放进嘴里！你会打电话吗？我吞下去了。反正迟早要斩首，我还是不敢打。——人到了这一步，真的可以说是进入了某种境界。
尚未入狱的流氓反派比其他反派更活跃。他们交替玩弄诬陷、造谣、离间、窃听、恐吓、欺诈、食言、背信弃义、引蛇出洞、转移别人对这一切的注意力等手法，但他们都是笑着笑着，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们的一大优势就是不仅精通流氓技术，而且熟悉这个世界的正常规则。所以他们善于故意混淆两者，诱导无知的好人误以为有讲道理的余地，因为他们互相争论。我觉得他们不知道真相，但他们已经知道了；我当时以为他们误会了，其实他们从来没有误会。你跟他们讲道理，他们要鄙视的就是一切。当你知道这个秘密，只想回去的时候，他们却热情地交出了最正常的真相，让人觉得你才是最终鄙视真相的人。屈先生的《中国乞丐史》引用了许多雷均瑶先生的《画皮诡道志》中收集的事例，结论是:“你若不理这种人，无论如何也难免陷身其中。”这种说法可能会影响到许多读者。反观我们身边，有的人相处多年，而有的人，自称是他们的门生，很快就会滋生出无穷无尽的麻烦，很可能就是流氓。
流氓反派乍一看好像是年轻人居多，其实不一定。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时间积累的结果，所以他们很可能年龄大了一点。谢国桢先生曾经描写过明末江苏太仓沙溪一个叫顾的人。他做过家奴，卖过私盐，在衙门混过事。他的人生经历极其丰富，直到老到可以组织一群流氓不断骚扰百姓。史书对他的评价是三个字:“老了，累了”，简要概括了一个真正到位的典型流氓反派。那些在市场上耍流氓的年轻人，一般都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当少数小人获得了一种文化载体或者文化面具，就成了文人小人。我想，在中国历史上，很难举出一大批文采好的小人。当宋真宗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捉到鱼时，他一直皱着眉头。宋代有个叫丁伟的书生，当即吟了一首诗:“鱼怕晚捉鱼。”这首诗非常巧妙，宋真宗立刻高兴起来。要做宫廷的文化侍从，起码要有这样的技能。至于这样的文化随从是不是文人，要看他做了多少坏事。
文人其实就是文化流氓。不同于一般的流氓，他们也要注意提升自己的文化形象。他们时不时愿意写点书法和传说，装成学术代，擦个文化招牌，装个名人的老师，宣传自己交了个大师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文化性格的基本经纬略知一二，所以总是花大力气打扮得慷慨激昂，仿佛他们是民族气节和文化性格的最后代表，是今日见不平路而互助的义士。有时候，他们会接下所有的官司，把事情闹得天翻地覆，得到一个主持正义的好名声。作为文人，他们特别清楚舆论的重要性，所以在传播谣言的方式方法上花了很多心思。古代有野心的王莽是天下最正直的人，也是这些人把他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到了现代，正是这些人给弱女子阮泼了很多脏水，让她无话可辩，不得不写下“牛逼话”的遗言。这些人不道德，不专业，不要脸，却要时不时的装扮成道德卫士，把自己最怕别人说什么的特质种在别人身上。他们手里握着一支笔，却除了阿谀奉承和诋毁之外，几乎没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做过什么像样的事情。记得一位对世界有深刻认识的当代艺术大师生前曾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一个文化人一生没有成就什么真正的文化事业，却还在文化圈里骗了一点外号，那么他只能靠投机过活，到了晚年继续做一个文学怪才。”文人反派跨在流氓行为和文化手段之间。在中国这个文化落后的国家，他们尤其具有伪装性和破坏性，因为他们把其他类型反派的乡土污秽，在装修之后，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污染。想象一下，一群街头流氓看到衣着整齐的行人就扔石头，泼脏水，大吵大闹。这种很容易看出来的邪恶行为，如果把几个手舞足蹈、挥毫泼墨的人换成哪个杂志的骂人腔调，有多少人能看出来？可能都算是文学评论和艺术探讨吧。
——余历史的黑暗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