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潭星座_徐老师星座
诗歌在盛唐已成为不可逾越的高峰。虽然后世仍有诗，但唐代的诗无论从质量、内容、数量还是意境都达到了一个制高点，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化最辉煌的时期。
究其原因，身处唐代，文武风格和谐发展的社会，相对自由的舆论环境，积极进取的社会氛围，和谐友好的人际关系，完善的政策，都促成了文化的繁荣壮大和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
唐代无疑是中国诗歌最辉煌的时代。唐代诗歌绝不是一个奇特的高峰，这种诗歌发展的积累是唐诗伟大的重要原因。
我们过去把唐代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来研究唐代的诗词歌赋。
“上官式”流行于初唐。“上官式”的核心人物上官仪政治地位很高，内容空洞、相互唱和的“上官式”风靡全球。面对这种不良风气，“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担负起了引导诗歌走出歧途、步入正途的重任。他们每个人都成功地完成了这项重要任务。杜甫写了一首诗，赞曰:“汪洋与当时，轻佻文人不歇。二曹身名毁，河山不弃永。”《送别杜入蜀》、王《送别沂水》、的《幽州城楼》等都是传世佳作。
初唐诗人张的《春江花月夜》是唐诗中的精品，被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之诗，峰上之峰”。
古语云:“国家不幸，诗人幸运”无疑是正确的。对于盛唐来说，这是一个特例。盛唐是中国封建时代的鼎盛时期，诗坛也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如果说唐诗是中国诗歌的最高峰，那么盛唐诗歌就是这个高峰的顶点。我们用“一个星座，两个流派，七位诗人”来概括这一时期的诗歌。
“一个星座”就是“双子座”的意思。这里的“双胞胎”是诗人李白和诗圣杜甫。他们分别代表了浪漫主义诗歌和现实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李白一生向往功名，但又以权贵为荣。无拘无束的个性与他对生活的追求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矛盾，这使他的一生成为了以酒饮诗、以酒作诗的一生。杜甫继承了良好的家世，立下了“登峰造极，一览众山小”的志向。实现他的人生理想。但命运似乎在捉弄他，最后他在贫病交加中死在湘江的一条渔船上。尤其是晚年，身处草堂，忧国忧民，体现了一个人民诗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两派”是指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七子”除李白、杜甫外，指的是山水田园诗派的王维、孟浩然和边塞诗派的高适、岑参、王昌龄。
东晋的陶渊明和南朝的谢灵运分别开创了田园诗和山水诗。盛唐，山水田园诗融合。
有“诗佛”之称的王维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全才。除了擅长诗歌创作，他在绘画、书法、音乐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多方面的艺术才华使他在诗歌创作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苏东坡赞曰:“味如神韵之诗，有图在其中；看画，画中有诗。”《深山秋夜》是他田园诗的代表作。除了田园诗，王维还写了一些脍炙人口的送别诗、情诗，甚至边塞诗。如袁媛的两位大使安西、相思、边疆大使等。
孟浩然和李白、杜甫一样，一生热衷于功名，但“欲渡而无舟”，只能无奈地走上隐居之路。他的著名诗作有《路过旧村》、《建德夜泊》、《洞庭湖致张总理的信》等。
唐朝鼓励文人参军，建立军事功勋。士人也抱着“宁为百夫长，不为书生”的人生理想。这样，许多文人得以体验军事甚至血战，从而形成了一个前所未见的诗歌流派——边塞诗派。
高适是军旅诗人的代表。他的《葛炎行》是边塞诗派最杰出的作品，与的《白雪歌送别田吏吴归乡》并称“边塞诗的双璧”。这首诗描绘了激烈的战斗场面，谴责了将军们的无能(我们在前线的男人有一半被杀了，但另一半还活着，仍然在营地美丽的女孩为他们跳舞和唱歌)，赞扬了士兵们勇敢杀敌和死亡的奉献精神(接连看到白边雪，当死亡成为一种责任，谁停下来想想名声)，反映了多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不幸(* *城南心碎，北疆士兵徒劳地望着家)。
岑参边塞诗以写风景取胜。如《白雪歌·送别田书记吴回家》中的一句“夜来春风，吹开万梨花”，可谓神来之笔。
王昌龄的诗很有名，被称为“诗人的天子”。他最擅长写七大奇迹，也被称为“七大奇迹大师”。他的边塞诗《出塞》(秦汉关)曾被认为是盛唐的杰作。王昌龄后来遭到排斥，甚至贬谪。李白和互相欣赏写下了“听说王长龄搬到龙标窑，送来这封信”，王长龄自己写下了名篇《在芙蓉客栈与辛弃疾离别》。“洛阳亲友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成为作者高尚人格的写照。
此外，崔豪的黄鹤楼尤其值得一提。相传李白登上黄鹤楼赋诗一首。看到崔豪的这首诗后，他感慨地说:“眼前有一个场景，崔豪在上面写了一首诗。”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虽然平叛战争以唐政府的胜利而告终，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给了唐政府沉重的打击。这场叛乱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叛乱对国民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人开始用理性的冷眼重新审视这个曾经繁荣的王朝。开元、天宝时期的大部分重要诗人都死于战乱。诗人开始把笔指向唐代的痼疾，对其进行揭露、批判和治疗。
中唐诗歌可以概括为“两派八家”。
第一个流派是“白元诗派”。“元”指元稹，“白”指白居易。他们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主张散文和诗歌要像乐府诗一样，能反映时事，能弥补世事，即“文章要写及时，歌诗要写事”。
元稹虽排在白居易之前，但成就远不及白居易。他的两本书《宫》和《离思》都是五绝七绝的佳作。
白居易的一生，以被贬为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之前，青年白居易以一首《别了古草》向顾匡致敬，使他名扬京城，仕途一帆风顺。之后作者遭受政治打击，心灰意冷——“穷则独善其身。”他的诗歌在前后期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前期批评尖锐，“时事不留面子”。后期有很多闲情逸致的作品，前面没有曝光。他最好的诗是《琵琶行》和《长恨歌》。
白居易在诗中力求“老婆婆能懂”，所以他的诗清晰流畅。但作者往往“志在必得”，越俎代庖，画蛇添足，极大地影响了诗的形象和意蕴，使诗缺少了韵味。
第二个流派是“韩萌诗派”。“汉”指韩愈，“孟”指孟郊。古文方面，韩愈以复古的方式进行创新，导致了八代的衰落，恢复了散文的优良传统。在诗歌方面，韩愈也主张创新。他的诗措辞强硬，空洞无物，以其怪异的危险和怪诞著称。《左迁兰冠示侄孙项》是他的代表作。作者“忠臣降职”，不怨天尤人，不计较他人，死而无憾，浩然正气，不屈不挠。
苏轼评价孟郊、贾岛的《薄郊岛》。他们以苦歌闻名，“三年两句胜，一曲满眼泪”，但精字句多于精意，使诗有句无篇。《游子颂》和《离别赠言》分别是他们的代表作。
另外三位诗人是李贺、柳宗元和刘禹锡。
“李”身材高大，短命。仅仅过了二十七年，他又回到了道山。他的诗在唐代独树一帜，浪漫主义色彩神奇瑰丽。
柳宗元因参与王集团的改革而屡遭贬谪。《江雪》中孤独而寒冷的画面《一个人冒雪打鱼的老人》反映了作者的悲惨处境。
刘禹锡和柳宗元同病相怜，参与变法，同时被贬。20年后，刘禹锡在扬州遇到了白居易，刘禹锡写下了“扬州第一会赏乐天”的名句。“沉船上的千帆，病树前的万木春”是一首著名的诗。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被贬巴蜀后，向当地人学习民歌，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他的《竹枝词》是研究民歌写的一首好诗。
晚唐诗歌的代表人物是杜牧和李商隐。
杜牧早年雄心勃勃。他研究了《孙子兵法》，并为此做了笔记。升进士后被排挤，就在扬州厮混，那里有他钟爱的情歌楼。“感扬州梦十年，得青楼名。”著名的《送别》是一首表达同一位歌手如胶似漆的感情的作品。
虽然我这辈子没有什么野心，但是我不会改变自己的感情。杜牧最擅长写史诗。《郭华清宫》、《赤壁》、《伯秦淮》、《提乌江亭》都是这类诗歌的代表。
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党争是唐代政治制度中的三大毒瘤。这三种恶性肿瘤在晚唐发展到极致，李商隐就是这种恶性肿瘤的受害者。
李商隐一生夹在牛党和李党之间，是晚唐党争的牺牲品。他是爱情诗的大师，《无题》几乎是爱情诗的经典，“春蚕到死，夜烛尽吸”和“虽然我的身体没有鲜艳的凤凰的翅膀，但我感觉到神圣的独角兽的和谐的心跳”都是充满情感和韵律的句子。他也是朦胧诗的鼻祖。“诗人只爱昆西，但不恨没人写简媜。”很多作品都很受欢迎，比如著名的《锦瑟》，在中国诗歌史上被称为狮身人面像之谜。
鲁迅说:“我以为好诗到唐朝都写完了。”唐代诗数以千计，巨大的艺术成就确实给宋代诗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然而，事实并非如鲁迅所说，宋代诗歌仍然呈现出不同于唐代的审美风格。
吸取中唐的教训，宋朝决定采取崇武抑武的国策，提升了文人的地位。印刷业和教育的空前发展，使得宋代士人的整体学术水平远胜从前。杜甫号称“读书破万卷”，这在唐代是比较少见的。到了宋代，很多诗人同时是文人，很多都破万卷。上述历史背景让宋人好说话，这是前所未有的。严羽在《苍施琅话》中相当准确地概括了宋诗的特点，即“写是诗，议是诗，学是诗”。钱钟书先生总结为:“唐诗善于丰富表达，宋诗善于以筋骨说理。”
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说:“凡一代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歌，皆是一代之所谓文学，后世不能成功。”
宋词是宋代文学的一大收获，也是诗歌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它的发展可以追溯到隋朝。
词起源于隋朝。它的诞生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是一种可以用音乐传唱的诗体，所以词的全称是曲子。后来词曲被剥离，省称为词。由于句子长短不一，单词也叫长短句。起初并不高雅，文人偶尔为之，也称诗。有人认为它起源于乐府，又称乐府。
词虽发源于隋代，但隋代并没有代代相传的词。现在发现最早的词是敦煌藏经洞的“敦煌曲子词”，属于民间词。现存最早的文人词是李白写的，所以李白被尊为“百代词曲之祖”。到了中唐时期，文人的文风渐强，如张、白居易等。
晚唐五代，词的创作开始繁荣，词逐渐走向成熟。
唐朝四五十年间，社会生产恢复发展，进行了一系列政治革新。但是，历史遗留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往往积重难返，不可能一蹴而就。诗歌创作仍处于隋晨的余晖中。被誉为“一代英语大师”的李世民，“诗无丈夫气”(王士祯《一颜渊言》)。聚集在他周围的一批才子学士，如陈、余士南、杨士道、李义府等人，基本上没有超出宫廷贵族生活的狭窄范围，写的多是赞美圣人、唱艳情歌的应景之作。后来他们发展出一种以“错拍”为基础的“官风”(《旧唐书·上官仪传》)。当时虽然也有作家能够从风俗中自拔，比如魏徵的《蜀怀》，轰轰烈烈，领了陈子昂的路；王绩意趣深远，是王、孟的先行者；王梵志诗歌的语言通俗而独特，开同类诗歌之先河，影响了宋代黄庭坚等诗人。但是他们有的作品不多，有的地位低，不足以扭转整个风气。
高德、甘风前后，诗歌创作的走向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与、杨炯、陆、罗并称为“初唐四杰”，登上诗坛。他们是一群地位低下但名声很高的青年诗人。他们不满足于本应由朝廷作出的空洞的内容和刻板的形式，渴望表达自己的远大志向和悲欢离合的人生感受，从而推动诗歌主题“从宫廷走向市场”、“从台阁走向江山大漠”(文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诗鸿将“四杰”定为元代唐诗的“初音”，承认他们开创了新的一代。
正是武则天时代的诗人陈子昂，极大地推动了“四大家”的革新事业。“四杰”的诗歌并没有摆脱六朝后期“采美争繁”的影响，而陈子昂提倡“汉魏之风”，主张继承建安、正始时期诗歌的现实内容和雄浑风格，以抵制和扫除齐梁以来的浮躁习气，从而以复古为创新，在理论上修正了唐诗的发展方向。他的创作实践也体现了他的文学思想，显示了他的创新成就。陈的《感悟》、《幽州城楼上》等名篇，多涉及时事，给人以深刻的启迪。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感觉，与当时盛行的诗风大相径庭。梁晨诗的影响，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也只是在他手里清理了一下。所以韩愈指出:“国富民强，子始舞高。”(顾问)充分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然而，陈子昂在大力反对颓废派的同时，却未能对南朝诗人长期积累的艺术经验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吸收，所以他的诗歌往往比较朴素，文学性较差。胡振亨说:“子昂以诗名于唐代。就像秦末参与起义的陈涉称王，庙府要沉，但大泽一召，就要取汉史之冠。”(《唐音贵钱》)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包括经常出入于的沈全祺、宋，以及被称为“文章四友”的李乔、崔融、苏为道、杜。他们是一群帝王文人，所做的事情大多是服务和响应制度，润色文章。在他们所写的其他诗歌中，虽然也有一些优秀的作品一直被人们传诵，尤其是杜，其格调之高，气象之开阔，为后人所推崇，但总的来说，他的贡献主要在律法的完成上。他们总结了自齐梁以来对诗歌格律的各种探索，特别是“四大家”大量创作近体诗的经验，并“避声疾而约句”(《新唐书·宋传》)，实现了五七言律诗格律形式的定型，为后世作家提供了一个遵循的标准。从此，古今各类诗歌都有了明确的界定，诗歌的体系也更加丰富多样。正如胡应麟所言:“内容篇章之变的大好时机，将由命运来推动。”其意义不可低估。
盛唐时期陈子昂的“复古”和沈嵩的“标新立异”，从不同侧面促成了唐诗的繁荣。在这个准备的基础上，下一阶段的诗人会进一步把正确的方向和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诗歌全面繁荣的高潮呈现在人们面前。尹坤曾用“文质半取，“风”“骚”双面，言骨为传而建，宫商太康”四个字概括盛唐诗歌的整体成就，可见盛唐诗人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确实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这是唐朝的鼎盛时期，逐渐发展的社会矛盾还在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政治稳定、文化高涨的掩盖下，给人一种希望的感觉。现实生活的无限丰富和广阔，开拓了诗人的胸怀和诗歌的意境。许多著名的诗人同时出现。高锟《唐诗别集序》说:“韩力树林之雅，杜工部之郁，孟向阳之雅，王右丞之玲珑，楚光熙之真，王昌龄之俊声，高适与岑参之悲壮之美，李浩与常建之超凡之美，此亦盛唐。”此外，如、张九龄、张、、王万、王志焕、、崔、祖勇、刘拓旭等。，虽然他们的艺术造诣深度和作品数量不尽相同，但都是杰出的大师，互不隐瞒。他们的诗大多充满了工匠精神，华丽而不油腻，精致而不细腻，浑厚而不粗糙，细致而不破碎，流畅而不滑腻，清新而不古怪，厚重而不沉闷，沉稳而不黏稠，意象奇幻，节奏和谐，显示了这个时代共同的艺术特征。
盛唐边塞战争和山水田园诗的内容极其丰富。在大量流传千古的名著中，描写边塞战争和田园风光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一时期的诗人往往有一段边塞从军的生活经历。在他们的笔下，既描写了壮阔苍凉的边塞风光，又表达了崇高的志向和抱负，洋溢着激昂慷慨的时代精神。由于具体情况不同，他们对战争的态度有褒有贬，有诅咒有谴责，思想上往往达到一定深度。在这些诗人中，高适、岑参、李杰和王昌龄是最著名的。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大气和悲剧的意境，大多采用七言律诗或七言绝句的形式。另一个以山水田园诗著称的代表诗人是王维、孟浩然、褚光熙和常健。他们的作品多反映闲适、隐逸的思想情感，色彩清淡，意境深沉，多采用五言古体、五言律的形式。这一派诗人在探索自然美方面大大推进了六朝以来的山水诗。其中，王维的成就尤其高。他是诗人，也是画家，可以把绘画运用到诗歌中。湛深的艺术成就不同于李、，对后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杜丽文章盛开”(韩愈《调张继》)。李白和杜甫标志着盛唐诗歌的最高成就。他们的诗歌风格各不相同，但在艺术上也是出神入化，容不得半点雅量。严羽《沧浪诗话》曾指出:“子之美，不能太白而不雅，也不能太白而不郁。太白的《梦游天目》《送别》等。，孩子的美不能说；子美的《北伐》、《军车店》、《辞旧迎新》太白做了。”这个论点更通融。
李白成了后人无法效仿的典范。李白的名篇大部分写于安史之乱之前，也有一部分写于安史之乱之后。其中有对黑暗政治的大胆揭露，有对反抗势力的严厉斥责，有对民生疾苦的反思，有对侠客、商人、矿工、农民、驻军、妇女等不同群体生活的描写，有对拯救事物、拯救世界的宏大抱负的描写，有对个体自由解放的追求。诗歌气势磅礴，想象奇幻，语言清新自然，瑰丽多彩，具有浓郁的抒情气息，形成了天马行空的艺术风格，成为后人无法效仿的典范。
杜甫的作品是动荡时代的“诗史”。李白的诗词歌赋主要是动乱酝酿期的写照，杜甫的作品则是动乱时代的“诗史”。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揭开了唐朝帝国繁荣的外衣。潜伏已久的社会危机和阶级、民族、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从此以后，唐朝下半叶的历史就是割据割据、官宫专权、朋党争权、边塞纷扰、经济衰落、政治动荡，直至唐末农民起义、唐朝灭亡。社会的剧变使诗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超的意象、音韵、美感的诗歌意境，降服于面对惨淡人生的沉思与悲凉。这种变化体现在杜甫的创作中。杜甫的诗忠实地记录了国家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对受迫害的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成为白居易等人倡导新乐府运动的先声。他善于将时事政治与个人经历紧密结合。他既有对生活场景的典型概括，又有强烈的主观感受的表达。他集理、事、情于一炉，深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深郁顿挫的风格。在诗歌语言、节奏、技巧等方面，他善于“师从多师”，广泛吸收前人和同时代作者的创作经验，“古今所作，各有千秋”(元稹《唐校检司袁外郎杜君墓碑文》)，为后来诗歌艺术的发展打开了千门万径。
同时，袁捷还写了一些同情人民疾苦的诗，深受杜甫的赞赏。袁捷选了《篮中集》，提倡朴素的生活诗风，反对“抑声抑病，喜形似”(《篮中集序》)。入选作者包括沈前云、孟云卿等7人，诗歌24首，均为短篇小说和五首古诗，无韵。大部分内容都是玩世不恭和个人恩怨。他们“怀古留近”的创作态度代表了一种特殊的倾向，在繁荣的唐诗界形成了一个风格与气质并重、古风与现代并重的小流派。
继刘长卿、魏吴颖、杜甫之后，以钱起、郎世远为代表的“大历十才子”，唐朝在德宗大历初至贞元三十年间，处于大乱之后的衰落期，诗坛也十分萧条。著名诗人有刘长卿和以钱起、郎世源为代表的“大历十才子”。他们在五言律动上下功夫，语言细腻贴切，音韵细腻优美，诗风与王维相似。但大多是门客，有权势的人，有大量的诗是专门用来娱乐和缠绵悱恻的，内容肤浅，气象淡薄。其中陆伦、李益有一些边塞绝句，色彩苍凉，意境豪放，仍可视为盛唐的继承者。魏是这一时期杰出的诗人。他的田园山水诗是继陶渊明、王蒙之后的“清雅悠然，自成一格”，而乐府诗则接近杜甫、元结，“超越才情美态，颇近反讽”(白居易《九书同袁》)。此外，容闳、顾况、戴树伦各有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佳作，成为杜甫与元、白、张、王之间的桥梁。
白居易、元稹等人围绕顺宗、永贞帝革新为标志的变法浪潮的兴起，以及唐朝的衰落，倡导“新乐府运动”，一度给人中兴的前景。与此同时，诗坛又出现了大动干戈的景象。白居易、元稹、沈李、张继、王建等等作家倡导“新乐府运动”，创作了大量的政治讽喻，继承了杜甫揭露现实的广泛性，批判时政。张、王乐府雅俗共赏，风格迥异于元、白。袁、白发展了叙事技巧，剪裁集中，情节曲折，描写细致。《新乐府》中有很多有完整首尾的叙事诗，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曲、元稹的《莲长宫诗》，传奇小说的影响可见一斑。与袁、、徐等人的诗风相反，又出现了以韩愈、孟郊、李贺、贾岛等人为代表的另一个诗歌流派。在诗歌艺术上，他们继承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不落俗套，洗尽铅华。韩是，孟是，但两人都是能言善辩、深思熟虑的。同时，韩愈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他的诗趋于散文化，瑰丽奔放，但有时又不能不佩服他的才华，使他好学、抗险、求新，变得古怪、离经叛道。二人对宋诗的影响都很大。李贺的诗在奇意、深思方面与韩萌接近，但主旨深刻、色彩绮丽，与催生了晚唐文理派的韩萌有所不同。而贾岛和他的诗友姚合，则孕育了王蒙和“大理十才子”描写山水景物的短章，从中汲取了精致之美的精神，苦心推敲用词，形成了独特而苦涩的诗风。虽然格局狭窄，但也可以组建自己的家庭，建立自己的学校。他和路桐、刘查等都是以异军突起著称，各自都有自己的传世名作。
除了诗歌的两大流派，柳宗元和刘禹锡也成为了杰出的家族。柳宗元田园山水五言诗的一部分，“发长于古朴古风，寄于涟波中品味”(苏轼《黄子思诗集后》)，风格与陶渊明相似，与魏并称；而其他政治抒情诗则充满悲伤和激越，充满楚骚意味。刘禹锡才华横溢，朝气蓬勃，被誉为“诗人”。竹枝词以其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音色，成为后世文人学习民歌的典范。一些抒情景物的小诗，往往在景物描写中蕴含着人生哲理，对宋诗的“理趣”有一定影响。“诗至元，体变新”(白居易《我思未加六韵》)，这一时期诗坛呈现的创新精神，以及诗歌中表现出的个人风格极为突出。
晚唐五代诗歌中“元与中兴”的气势褪去后，唐朝衰落的命运逐渐临近。反映在诗歌中，感伤颓废的情绪和海藻的奢靡气息逐渐浓厚。
李商隐是唐代杰出的诗人，从文派的大和、开城到玄宗中年。他的诗充满了他受到伤害时的忧国情怀，悲凉深沉，给人一种“夕阳无限好，被将临之夜所埋葬”(李商隐《乐游墓群》)的没落感。毕竟，他缺乏鼓舞人心的力量。他们对诗歌艺术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尤其是七言近体，律法精当，用词优美，笔法隽永，情思隽永，声美动听。山的风景点。其中，杜诗俊朗，施立深邃婉约，各有千秋，李商隐影响更大，成为唐代诗坛的殿军。由于受时代审美主义的影响，他的一些诗歌有太多的官僚主义的事情，太追求精美的文字，文学胜于质量，这成为宋初昆西风格的起源。同时，与李商隐齐名的文听云，思想高明，文字优美，但思想深度不足，格调低下，不能与李商隐相提并论。其他如许浑、刘沧、薛能、马岱、赵洁、张杰等。，有着不同的物理面貌，各有各的传世佳句，但“风美而多彩，轻而淡，无复气象。”要想在中期全盛时期，就没有这个力量”(余文宝《吹剑》)。
从咸通宗彝到唐朝灭亡的半个世纪里，社会动荡不安，诗歌创作领域也呈现出普遍衰落的趋势。这一时期的作家大多是前代诗风的追随者。如唐、、韩沃和；李频、方干、周璞、李东学研究贾岛、姚合的苦行；司空图、项斯、任凡、张小宝研究张继的风雅；、刘佳、聂、薛渊洁、孟郊建古；皮日休、陆龟蒙学韩愈《博鳌》:杜荀鹤、罗隐、韦庄的元学、白的人缘等。，虽然他们的成就不同，但总的来说，他们在艺术上未能超越前人，取得重大突破。其中，皮日休、聂、杜荀鹤用平实流畅的语言写出了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篇章，还有罗隐的政治讽刺诗、韩沃的《愤时事七法》，留下了晚唐社会混乱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