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从何而来？
戴望舒抵港后，经鲁介绍，主持星岛日报《星座》的编辑工作。他希望《星座》副刊能忠实地为其读者替代天上的星星和港湾岸边的灯光，“为同样的目的做一点照明”。的确，“星座”成了群星聚集的地方。连他自己都说，没有不在“星座”上发表文章的著名作家。作为抗战时期文艺的重要阵地，《星座》给香港文坛带来了新鲜的活力。星座在他的主持下历时三年半，达到1941 65438+二月。香港沦陷后,《星座》改名为《战时生活》,由他和叶凌风编辑。除了主持《星座》之外，1939年5月，他与张广玉等人合编《星岛周刊》。7月与艾青合编诗集《顶点》；《中国作家》是由徐迟、和冯合编的英文月刊，是第一份在海外发行的文学刊物。1939开头，何、楼世一、许地山、等。被文联推举为香港分会主办单位，并于3月26日当选为留港文联会员交流处首任主任。他们还担任研究部和西方文学组的负责人，以及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编辑委员，成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分会的骨干。
1937到1941期间，香港的政治气候特殊而微妙，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暗流不断涌出。戴望舒作为文联香港分会的骨干，在文艺界异常活跃，不时被夹在左右文艺界之间。他不仅热情地向居住在香港的大陆知识分子征稿，而且到处筹款帮助叶紫的幸存者。恶劣的境遇使他走出了以往诗歌狭隘的情调，在民族苦难面前唱出了救亡图存的新声音。
1942年春，日军攻陷香港后，将香港各界名流一一逮捕审问。戴望舒也被日本宪兵逮捕并监禁，在那里遭受了几个月的酷刑。只是在叶凌风委托人营救他之后，他才被保释。出狱后，他住在叶凌风的家里。先是合作创办书店，后担任《华侨日报文艺》主编，除了这份副刊，还主持了另外三份报纸的副刊，分别是《香港时报》的《香港文艺副刊》、《香岛日报》的《日本文艺副刊》、《新生活日报》的副刊。其中《新语》副刊出版于日本投降后1945年底。
戴望舒的诗集《我的记忆》、《王叔草》、《王叔叔诗集》、《灾难的岁月》等相继被收集出版。其中《灾难的岁月》收录了他从1934到1945写的25首诗。除了前九首，其余都是他在香港期间的作品。在日本监狱里写下了著名的《狱中之墙》，写于1942年4月，一直被认为是戴望舒的不朽之作。诗人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对自由的深切渴望，对胜利的信心，都在字里行间跳跃。从这首诗中也可以看出，诗人毅然走出了过去灰色孤独的生活，从“血染之地”看到了希望，从苦难的人们身上感受到了“新的力量”，从而表现出一种肯定生命价值的乐观精神。
抗战期间，戴望舒还在香港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整理文学遗产。诗歌翻译和他的创作几乎是同步的。因为精通法语和西班牙语，得到了庚子赔款文化委员会的翻译合同，他把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翻译成了中文。这本书在10月份已经被翻译了3/1938 110。据他估计，“大概需要两三年”，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个译本一直没有出版。此外，他还翻译了《西班牙抗战歌曲选集》和《苏联文学史评论》。
戴望舒对中国通俗文学史料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6月4日1941，65438在星岛时报开周刊《通俗文学》。该周刊以中国古代戏曲和小说为研究对象，先后发表了荣肇祖、孙洁娣、刘存仁、赵、谭正碧、、杨、罗昌培、冯、戴望舒等的学术论文。戴望舒的《这一时期中国通俗文学考证》后由吴晓灵主编，北京作家出版社于1958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