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阿罗悖论的经济体系应该有两个社会目标。
福利经济学自提出以来经历了三个里程碑。
第一个里程碑是庇古的《经济福利》，被称为旧福利经济学。它包含两个基本命题:一是国民生产的净产值越大，社会经济福利越大；第二，国民收入分配越平等，社会经济福利越大。
第二个里程碑是以帕累托最优状态命名的新福利经济学。他们提出的最大福利国家的本质是最大效率国家，表现为:在经济运行中，如果改变现状，至少有一个人的福利得到提高，这种改变是有益的；如果至少一个人的福利减少，这种变化是不利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福利提高了，而另一个人的福利降低了，就不能说这种变化一定是有利的或不利的。然而，此时却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
经济学家通过严格的推理证明，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果消费者追求效用满足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要素所有者追求收益最大化，在没有经济外部效应的情况下，一定能够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第三个里程碑是以柏格森和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社会福利功能学派。社会福利功能学派认为，由于不同的收入分配会对消费和生产产生不同的影响，福利经济学不应该排除收入分配。帕累托最优状态只解决了经济效率问题，没有解决合理分配问题。如果一个人垄断了全世界的山山水水，还是会有相应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他们认为，经济效率只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必要条件，而产品收入的合理分配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充分条件。只有同时解决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才能达到社会福利的唯一最优状态。
因此，他们尽力寻找社会福利函数。基于政治投票与货币投票的相似性，他们提出通过政治投票来构建社会福利函数。
但遗憾的是，阿罗用严格的数理逻辑推导出了投票悖论，并以形式化的方式证明了不可能通过投票产生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独特的社会福利函数。这使得社会福利功能学校的公平假设走向毁灭。
然而，阿罗悖论提到的投票悖论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经济理论危机。阿罗悖论在最深层的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无论如何，个体私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必然存在矛盾，不能逻辑地得出在满足所有个体私人利益的前提下也满足社会整体利益的结论。
阿罗悖论摧毁了福利经济学多年的成果。同时，也要进一步看到悖论所揭示的深刻性。因为，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即整个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经济导致资源配置优化的概念，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会自动导致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整体优化。试想，当政治投票的形式改为货币投票的形式，问题的严重性就凸显出来了。因为阿罗悖论已经脱离了具体内容，以公理化的形式证明了从上述前提得出结论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样西方经济学的整个建筑基础都会被推翻，市场经济的现成结论都会被推翻。
道理深刻，思想深刻，挑战严峻，形势十分严峻。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是，理论家在下意识理解阿罗悖论时，把人们的政治投票行为等同于人们的货币投票行为。这也包括阿罗本人。他写道:“投票和市场方法是将许多不同的个人利益结合起来做出社会选择的方式。”"同样，市场机制不能产生合理的社会选择.""任何社会福利功能要么是强加的，要么是专制的."一个经济社会总有自己的生产资源，比如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等。有了这些生产资源，如何按照帕累托描述的方法配置要素，使其能够最高效地生产？以及如何通过消费生产中获得的产品，达到最有效率的帕累托状态？
一般用两个人，两个产品，两个生产要素，用埃奇沃思方框图直观地说明问题。虽然edgeworth的盒图只能清晰地说明2×2×2情况下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分配，但Arrow-Debru定理已经全面地证明了任何个体、任何产品、任何生产要素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分配。因此，定性使用埃奇沃思盒图来说明问题并不影响结论的准确性。
这是一个两人社会，有两种生产要素，L量劳动力和K量资本，生产两种产品X和Y..l数量劳动和K数量资本构成了埃奇沃思箱形图的两面，表明了生产要素的有限性。此时，根据当时社会的技术水平，可以画出X和Y产品的等产量曲线族。
从原点o，q，q等的收益率曲线。同样，从o[，y]向左，测算出用于生产Y产品的两个生产要素的数量，有一条Y产出的等量产出曲线。
很明显，劳动力和资本在图1的A点分配生产X和Y产品，并不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因为，沿着一条X或Y的等产量曲线，把劳动和资本的分界点下移，可以增加另一种产品的产量，而不减少这种产品的产量。可以执行调整过程，直到该曲线与双曲线相切。比如图中的B点和C点1。B点和C点的生产要素使用效率是最有效率的帕累托状态。因为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增加X产品的数量，必然会导致Y产品数量的减少，反之亦然。
像B和C的X和Y产品的生产线的所有切点在埃奇沃思盒图中形成一条新的曲线，称为生产契约曲线。它从左下角的o[，x]开始，延伸到右上角的o[，y]。这条线上的生产要素配置达到了帕累托最优配置。
当沿着这条线得到的X和Y产量同时记录下来，转换到一个新的坐标系，即产品数量坐标系，就可以得到X和Y的最大产量与L和K的这样一个固定极限的组合曲线，称为生产可能性曲线。
生产最大化状态对应于图2中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某一点。如果我们取图2中的D点，那么D点就是甲乙双方获得的共同产品的最大数量..那么，他们如何从D点所代表的X和Y乘积中获得最大效用呢？
这可以根据他们的无差异效用偏好曲线来做出。左下角的原点o是衡量A效用的原点，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点D即右上角的点是衡量B的原点，它们的无差异偏好曲线分别是i[，A 1]，i[，A 2]和i[，A 3]，i[，B 1]，i[，B 2]和i[，B 3]。在图2中，A的i[，A 1]和B的i[，B 2]相交于E点，E点代表两个人之间X和Y乘积的一种分配方法，但E点不是帕累托最优点。因为，沿着任何一个人的无差异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后，另一个人的效用会增加。只有到了g点或者F点，再进一步的运动就会降低另一个人的效用。观察g点和F点，两个人的无差异偏好曲线正好相切。
当找出两个无差异偏好曲线族的所有成对切线时，就得到以消费表示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曲线——连接两个原点o-d的交换契约曲线。
一边沿着交换契约曲线移动，一边记录两个人的效用变化。如果把两个人效用大小的变化转移到代表两个人的效用坐标系上，就得到两个人的总效用变化曲线。
这条曲线只显示了甲乙双方总效用的变化曲线，在图2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的D点标注。因此可以看出，当前总效用变化曲线是两个人用既定的L和K生产要素生产特定数量的X和Y产品组合后所能得到的消费的最大表达式。
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每一点都是两个人产量最大化的可能点。并且每个点对应的最大X和Y乘积可以找到两个不同分配量的人形成的总效用变化曲线。因此，可以做出无数条总效用变化曲线。所有总效用变化曲线形成的最外层包络线就是总效用的可能曲线。对于曲线，参见图3外边缘的虚线。
总效用可能性曲线是甲乙双方在剔除X和Y产品数量的所有可能变化，即剔除中间变量后，可以获得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情况。这时，他们既有最高的生产效率，又有最大的消费福利。
上面提到的总效用可能性曲线可以理解为飞机的最大飞行半径，上面的任何一点都是可以降落的机场。但是，仅仅从上面得到的经济运行结果，仍然是一个无约束的结果，或者是一个约束太少的结果。因此，人们无法知道一个确切的答案。
这里缺少什么？没有发行的介入。
人们自然要问，经济运行的分配能自然决定吗？还是可以根据人的意愿来选择？
这个问题的答案立刻引发了人们对于用政治投票来决定经济选择的公平观和行为思维。
如果按照市场经济的“本性”来运作，经济也会有它的“自然”解。但是，经济制度的“自然”解是自然对人产生的作用和约束的结果。因为是从生产函数推导出来的，所以可以推导出分配函数，把产品按照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作为分配权重进行分配。据此，可以根据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将每个人提供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分配到最终产品中。
这样的解决方案是唯一的吗？
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根据分配函数，劳动和资本等具有边际递减趋势的生产要素的分配份额是由其边际生产率决定的。技术进步、风险、垄断等引起的分配。是由产品的生产决定的，除了上述的劳动力、资本等因素。在一组方程中，由以上各项确定的分布是不可变的，是唯一的。
然而，市场经济的“自然”运作方案有一个最伤脑筋的副作用，即“马太效应”。“自然”的操作方案有一个正反馈的过程和结果，使得人们的收入和生产资料相互之间越来越不平衡，造成了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两极分化结果。
人们对此进行了反思和质疑。因为大自然提供给人类的生产要素，应该被看作是提供给全人类，而不是提供给人类的一部分人或一部分人。从这个角度看，任何个人或一部分人使用或“占有”大自然提供的生产要素，在分配中占有不适当的份额，都是不能令人满意和接受的。
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看到的问题，他们也提炼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什么不能在保持“自然”分配的前提下，再增加一种方式，而不是完全用自然强加的“自然”边际生产力模式来分配产品？或者通俗地说，就是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进行社会产品的再分配。
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引入了投票的方法来决定产品在人们之间的分配。
投票模式，从最根本的角度来说，是人类社会成员选择和决定人类社会内部事务的方式。正是这种选择和决策的形式忽略了人类存在的必要前提:即人类社会的整体存在不仅取决于内部成员的主观意愿，还取决于人类社会所处的性质。
福利函数的投票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们想通过生产函数和派生分配函数摆脱自然界的强制分配函数，纯粹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协商和协调，在内部分配人们的收入。然而，这样的决策很可能是无约束的决策，或者准确地说，是自由度太多的决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没有唯一的结果也不难理解。就像帕累托最优状态在没有分布函数的情况下无法得到唯一解一样，人们在它的反面看到了同样的问题:在投票中，人们无法得到公平分布的唯一解，即不存在所有人同时满意的公平解。
回过头来，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货币选票的真正作用。它既直接安排和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也间接安排和解决人如何从自然中获得利益的关系。货币投票具有相同的三种边际替代率，既解决了人类社会内部的协调关系，又考虑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机制。所以货币投票的选择绝不等于政治投票的选择。
阿罗悖论的出现在于没有充分的约束，即当自然约束缺席时，无法达成人类事务的唯一解。
这是阿罗悖论的深层机制根源。
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是阿罗悖论的一个应用方面。
有了这种对阿罗悖论的理解，回过头来分析公平与效率的矛盾，问题豁然开朗。
从古代的“大同”社会，到近代的“乌托邦”社会，再到近代的实践社会主义社会，始终有一条主线贯穿着检验社会经济状况的标准，那就是“公平”。然而，“公平”的衡量标准从何而来，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直到福利经济学转而通过效率来认真研究。
事实上，在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中，“公平”的衡量标准来自于人们的伦理思维。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成立时，由于《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只着眼于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所造成的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由此衍生出的“公平”的尺度也是人类社会内部制定的尺度。对于这样一个“公平”的尺度，阿罗悖论始终存在。换句话说，个人的私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冲突总是不可避免的，总是不可能同时得到一个所有人都认同的“公平”尺度。
但与此同时，当人们在追求更好的生活时，总是发现仅仅用“公平”的尺度来衡量是不够的，必须引入“效率”的尺度来补充。“效率”尺度所衡量的，不再完全是人类社会的内部事务，而必然也涉及到人与自然的需求和利益关系。
“公平”测度的双重对象——“效率”测度自帕累托以来被准确引入，被西方经济学家用来检验社会经济状况。但是，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结果来看，“效率”的尺度一定不是包罗万象的，其实施也必须引入“公平”的尺度来补充。
这就是“效率”与“公平”的悖论。当强调“效率”尺度时，就会引入“公平”尺度；反之，在强调“公平”尺度时，就会引入“效率”尺度。坚持其中任何一个，都会把另一个拖进来。他们似乎不能两全其美，但必须互相照顾。两者既不能割裂，也不能融合，似乎是统一中矛盾的对立面。
学术界的历史事实也表明，当采用投票或其他方式来确定公平的分配模式时，同时也引入了巨大的弊端。由于生产过程也是再生产过程，所以人们也必须在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做出决策。人们发现，由人们内部协商或投票决定的分配，不仅改变了当前消费在人们之间的分配，而且改变了生产要素的补偿比例，即由“自然”机制决定的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适当关系。因为人类的生存环境不再是纯粹的自然，而是人造的自然。这种人为的自然，只能靠人的不断维护和完善来维持。维护和改善直接关系到生产要素的回归。分配投票的结果一定会改变生产要素的回报。真正致命的是，这样的变化总是使下一轮再生产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意味着在公平切割生产出来的蛋糕的同时，会让复制出来的蛋糕变小。
那么，从经济系统的内部运行是否可以得出“效率”和“公平”兼顾的结论呢？因为，我们看到，只考虑“效率”得不到经济运行的唯一解，只考虑“公平”得不到经济运行的唯一解。综合考虑两者，有没有一套方案可以同时满足“效率”和“公平”的尺度，即在效率最大化的同时实现最佳的公平？
当然可以！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一旦我们加入了自然对人类社会存在的约束，必然会因为新的约束而得到唯一的结果。至于这个结论的证明，请看作者将要发表的其他论文。在那里，它会给出一个结论:在任何时候都保持自然的约束下，效率是最高的，公平是最好的。这就使得我们在评价任何一个现实经济系统的运行时，都有可能拥有一个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坐标系，这样人们就可以从这两个理想的尺度来判断和衡量实际经济运行的大小偏差。
但遗憾的是，这种自然的约束已经全面出现，使人们生活在一个“公平”和“有效率”的社会，但它只出现在人类的童年——原始社会。在当时，由于生产力极低，任何偏离“公平”分配的行为都会使一些人得不到足够的食物而死亡。大自然的存在，就是用残酷的手段，迫使人们不仅要“高效”地生产，还要“公平”地分配。
然而，当生产力提高，人们拥有“剩余”产品时，分配的自由度增加，自然约束不再那么严峻，这使得阿罗悖论不仅在“效率”方面，而且在“公平”方面都有生存的空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是阿罗悖论独裁结论的应用。
阿罗投票悖论的逻辑结果令人震惊:社会决策要么是外界强加的，要么是独裁政府做出的。
他说的一半是对的，另一半有疑问。一半是对的，决定必须是外界强加的，也就是人以外的因素强加的，这反映了自然约束的重置。证明了生活在斯里兰卡的人有一种逃不掉的本性，就像人抓不住头发逃不出地球一样。另一半值得深思，那就是决策一定是独裁的。我们不得不在前提下承认这个结论，因为确实有结果是所有人理性投票得不到的，而威权决策可以得到的。但这半句话如果被滥用，将会产生极其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但是，了解了阿罗悖论的来源之后，我们就会对社会决策的决定机制有更深刻的理解。因为，无论如何，社会决策都是在社会内部做出的，尽管它仍然需要反映自然的约束，比如在使用货币票的时候。但是，货币票只是社会决策的一种方式。虽然是极其重要的方式，但社会决策中仍然存在不能用货币选票来决定内容的问题。但从阿罗悖论来看，在这些内容上的决策，永远不能排除独裁的因素。那么，独裁的方式和自然界的外在约束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在下面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所引起的对交易费用的考虑。
自从兰格等人分析了如何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最优配置之后，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经济系统的运行并不是无成本的，资源的配置和产品的分配都需要成本。但是，这样的成本和费用如何进入经济学分析的视野，取决于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科斯对如何进行和获得被前人忽视的交易进行了深入思考，发现市场交易中必然存在一种成本——交易成本。从这个缝隙的微光中，发现了一个广阔的新世界。
在这束荧光的指引下，经过长期的探索，人们终于恍然大悟，人类的生存形式之所以演变为市场价格体系，是因为它可以用来解决人类社会生存中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生产合作、资源配置和商品交换，从而解决人类对自然界整体最有效率的需求， 因为市场价格体系是成本最低的体系，用力学的语言来说，是摩擦系数最低的体系。
新制度学派从交易成本出发，将其研究和论证延伸到产权、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政府和民主等上层建筑，发现一切为经济体系运行的社会活动都有成本。
因此，新制度学派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恢复了社会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优势。然而，相比之下，它甚至比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加唯物主义。因为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是从劳动价值论入手，分析社会中经济关系的联结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以社会关系为重点，由此衍生出上层建筑的研究。但由于前提的限制，不能将其纳入经济基础研究中必须涉及的资源优化配置。这是它的理论盲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学派的研究补充了马克思古典经济学的不足，真实地论证了上层建筑的产生和存在是从经济基础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同时，正是这些经济基础支撑着上层建筑的运行，有着交易费用这样那样的成本。
了解了这些，我们对人类社会的决策行为就会有一个更加坚实的唯物主义的思维基石。
一个好的“独裁”决策，既要使人们的生产和消费到达最大的边际地区，又要保证社会内部的正常运转费用最小化。只有打通“源”段和“流”，才能得到经济学术语的所谓最高效率状态，或者说是考虑“摩擦”后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做出这样的决定，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时候，为了获得这样一个“独裁”的决定，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代价高昂而痛苦的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革命战争的结束，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也要缓一缓，而解决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发展落后的民族经济、建设现代化强国则成为当务之急。但是，党的中心工作长期以来偏离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目标。“十年动乱”结束后，中国* * *开始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毫不动摇地把党的中心工作放在经济建设上，不受任何干扰而动摇。正是这个决定，奠定了中国经济腾飞的思想基础。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了方向问题，用什么样的制度实现经济建设就是方式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 * *也经历了长时间的探索。从放弃传统的计划经济，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到后来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直到党的十四大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过程大约用了15年。
市场经济的生产主体是企业。如何在企业中实行公有制，是党的十五大经过长期的理论争论和实践试验明确提出来的。如果这个过程从1992算起，大概需要五年时间。其实合同制的推行可以追溯到1984。
总的来说，用了近半个世纪才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率最高、运行成本最低的经济制度，并最终决定采用市场经济作为手段来实施近代中国的快速发展。
另外，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并不是在清晰的意识和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但中国是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其政治领导人是明智的。他相当清楚中国近代史上的内乱、积贫积弱现象，并从“文革”中吸取了教训，所以他能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思考中国的经济转型。
与俄罗斯相比，由于他们贸然采用所谓的“休克”疗法进行经济体制转型，成本太高。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要建立和维护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并逐步过渡。
虽然这些决定不是全民公决的结果，而是执政党的政治决定，但它们反映了人民的迫切愿望和自然对人类的约束作用。这也是中国高超理论思维水平和成熟政治决策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