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这是谁的主意？
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灭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并不多。宦官作为皇帝和皇后的奴隶，支撑了皇宫宏伟高台的辉煌，使宫中的统治者有了舒适安逸的生活条件。
普通人想成为太监，必须先阉割，也就是割掉生殖器。这叫“净身”，使他们成为“六不全”的人。
太监没有面毛，没有突起的喉头，声音细，声音女性化，是一个“中性”的人，举止像女人而不像男人。
其实太监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古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但是，中国的宦官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宦官不仅涉足王公贵族、高官显贵的生活，还涉足复杂的政治斗争。在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朝代的衰亡多与宦官作乱有关，汉唐明王朝的覆灭与宦官的暴政有直接关系。
宦官，这个专制制度的受害者，要么沉入地狱，要么升至顶峰，在中国两千年历史的舞台上上演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活剧。
紫禁城。游客如织，一双好奇的眼睛，一张真实的脸，一声惊喜的叹息。中外游客争相参观琼楼的玉楼和雕栏。似乎有几条龙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在中国北方的喧嚣中，我喘息着。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冷――在雄伟的三大殿外或在蜿蜒幽静的皇家园林里，我不断地颤抖。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是明亮华丽的，光线冷冷地从房间里隔出来，只有残存的几束光线透过小小的雕花窗户偷偷照进来。在这些光束中，有无数的尘埃飞舞，如古老的霓虹舞曲。
没有游客会注意这个又小又破的房间。我注意到了。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称“净室”，民间称“儿子”。
没有人知道，帝国文明的“精华”就藏在这座房子里。
关于宦官的起源，中国早在商朝就有了“庙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记载，其历史自然比西方长。
唐甄在《隐书》中这样描述宦官:“望之不像人，望之不像人面，听之不像人声，观之不人道。”为什么这么说？唐震解释说:它们臃肿弯曲，好像生了疥疮，鼻子嗡嗡作响，像牛和猪，不像人的身体；他们有男人的颧骨但不是男人，但也不是没有胡子的女人。她们虽然美如玉，但是一点都不生气，所以不像人的脸。她们的声音像孩子一样幼稚，却不清脆，像女人一样尖声尖气，却不温柔可爱。你说它嘶哑但能变成声音，你说它像猩但能变成大人，所以不像人声。他们可以很爱人，也可以对别人造成伤害。当他们可怜你的时候，他们会哭，但是当他们恨你的时候，他们会像草一样杀死你，所以这不像人类的感情。
生理异常必然导致心理异常。鲁迅在坟墓里写过什么？寡说:“中国历代的宦官，比普通人残暴危险许多倍。”在那个被贾元春称为“黑幕”的地方，宦官们自由地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和贪婪。就贪腐而言，据明朝赵说，明末李自成入京之前，这么大一个明朝帝国的国库还不到4200！魏忠贤被抄的时候，竟然抄出了一千万两白银，财宝也不算，以至于崇祯多次悲痛地怒斥宦官:“与其偷，不如把我祖上的积蓄传给国宝，比如金银。"
崇祯的“心碎”，既有同情，也有不同情。让人同情，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并不会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长而让人产生同情。他是一棵大树，太监是树上筑巢的鸟。如果你同情皇帝，谁会同情太监呢？
但是，君主们还是坚持做太制片人。既然自称“天子”，就要待在朝廷里，与普通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帝也是一个与拉撒路同吃同喝同睡的凡人。太好了！迷宫般的宫廷需要“绝对安全”的奴隶，怕戴绿帽子的皇帝和无能的太监“离不开孟”，* * *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最重要的两块基石。
在一些帝王身上，宦官理论达到了顶峰。10世纪的时候，正好五代十国动乱，南方有个小朝廷叫南汉。唐末，封州刺史柳岩称帝，建都于广州，称之为兴。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他认为大多数人都有妻儿，有妻儿就有私心，不能无私奉献给皇帝，而宦官是“轻而无鸟”，所以只有宦官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无疑。南汉王的孙子刘陀甚至撰文说:朝廷任命的任何人，无论是秀才还是状元，都必须阉割，达到“裸身来去无牵挂”的境界，才能成为官员。刘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完全相反，于是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壮观的宦官王朝。王船山反复渲染宦官的悲惨，这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大学者多。
但在宦官当道的年代，民间往往会掀起一股“自宫潮”，很多小康之家的子弟为了升迁做官也忍痛离开了皇宫。这的确是一条通往南方的捷径:读书要受十年寒窗之苦，但自宫是人生暂时的痛苦和财富。“根据？山堂收藏？”《中国官员考十》记载:“南海户中有970多名皮肤洁净的男子乞讨收入。“在一个小村庄里，有那么多来自皇宫的男孩。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招了三千太监，结果招了两万之多。政府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多人。当时不得不增加1500人，其余安置在北京郊区南苑的收容所。即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了这么多人，很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小偷。从宫中有一股潮流，在人间有一股制度的扩张。到了明代，宦官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宦官形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精美的太和殿。其实太和殿和无尘室比起来，只是一个纸房子。在皇城，无尘室的地位远比太和殿重要。像万历这样的皇帝，在太和殿开会的次数也就那么几次。有没有太和殿不重要。没有一个干净的房间真是太好了――没有太监的服务，皇帝连吃、喝、睡一天都不行。所以，洁净室是故宫的精髓。紫禁城是建立在无尘室之上的，就像皇权制度是建立在监督的基础之上的一样。
阉割是一个经典的极端。公元前100多年的司马迁只是替李陵说了几句话，然后皇帝就剃了蛋。智者神武的“皇帝”的价值观可能与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一样。在评论法国波旁王朝时，狄德罗说:“在宫廷中，‘狂欢的工具’向来可以与政治相提并论。”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不得不失去他的“狂欢工具”，落得个悲惨和耻辱的下场？否则，他就完了史记。
中国不愧是文明古国，汉人把囚禁他们的地方叫做“蚕房”。一个诗意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成美丽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吞噬、改造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时，文化消除了阉割的焦虑，陶醉于特殊的快感。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被部分或全部剃光的行为史，是用阉割和阉割来书写的。”
离被阉割，从身体残疾到精神残疾只有一步之遥。当“阉割”成为奴隶的义务时，口口声声说“连来自父母的头发都不应损伤”的圣人，也只好假装没看见。瓶中太监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妻妾贞洁的“凭证”；“命根子”上大大小小的圣人的沉默，是保证帝王权力畅通无阻的“凭证”。
宦官人数，最高峰时只有65438+万，在中国只是沧海一粟。然而，宦官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中国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床卫”的宦官，需要一大批守护一套总论的宦官。前者是看得见的太监，后者是看不见的太监，也就是“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匠”的阉割只能一个一个做，那么“知识太监”可以按照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光棍、道士、和尚，都是“知识太监”。
“宦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特征。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的确是力量，知识就像枪，关键的枪是对准谁的。温文尔雅的中国出租车人把枪口对准了他们脚下的人杨。他们做了一件神圣的工作，用文化给帝国大厦添砖加瓦。努力的人会得到更多，会得到桃花般灿烂的印章。比如张被冠以“太师、太子、官臣、中济寺大学士、文学史”的头衔，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奠定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坚实基础。舞高如李白，一心成就，以为“我辈为蒿”，但在玄宗眼里，他是连高力士都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走南书房”没几天，被钦差压死在昆明湖底。做一个不当太监的人，和道德人格的好坏无关。一个制度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谁也抵挡不住。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拓、改革及其影响》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所以他们的组织结构几乎相当于国家官僚机构。在行政上，越接近权力核心，抵抗皇帝自主的权力基础和资源就越少。当教育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着政治-行政系统设计的。”似乎从教育到行政的设定，只是“洁净室”的延伸、变形和扩展。古籍注释、典故考证、音韵研究、骈文填充，都只是被阉割的“知识太监”的拙劣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不能做官就隐居，隐居就是为了出名――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学者都是以现有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反体制”力量。
“知识太监”创造的知识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都是围绕皇权做向心运动，只是有些轨迹更靠近中心，有些稍微远一点，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如何变化，学者的终极理想都没有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当老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娱”。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有教养、德行高尚之人，“李乐兵农不掌，即钱谷，当代刑名，亦无知，而哼哼自吹有学问。”这种无用的“学问”如果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
许多人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被阉割的文人形象历历在目，很难知道是为他们哀悼还是怜悯。龚自珍在《乙丙之际》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屠杀不是刀，不是锯，不是水火；文也砸了，名也砸了，声也砸了，笑也砸了...可以忧，可以怒，可以思，可以为心，可以耻，可以无渣。”那时候整个中国都是病李子博物馆，畸形人博物馆。
而龚自珍却深深赞赏了外在暴力的可怕阉割，却忽略了更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阉割。无数文人景仰的状元郎，人格健全吗？我在《状元图考》里看到明朝状元丁世美写的一张报恩表。从华丽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的才华，从古雅的典故中可以看出他的深刻。那么谁是皇帝呢？就是明世宗，也就是嘉靖皇帝，以放荡和昏庸著称。状元郎却肆无忌惮，阿谀奉承之声震天响，就像一只哈巴狗向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阴茎是太监做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就是文人做官的通行证。据明史记载，丁世美出生时还很年轻。按照当时的规定，政府每月为出生的人提供六斗米。一些大一点的学生欺负丁的青年，把他的米都赔光了。他依然开朗，没有任何勉强。据此，史明称赞丁石梅是“一丝不苟，以德自持”。我不知道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德”——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权利的人，永远不会保护别人的权利；一个靠屈辱获得名声的人，不会知道个人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漠不关心，甚至与之合谋的人，永远不会期待光明的到来。
“宦官知识”没有生命力，“宦官人格”没有号召力。当“宦官知识”被崇拜，“宦官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时候，那就更可怕了――穿皮袄、丝绸、麻布的人和什么都不穿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不一样，但有一点是一样的:所有的宦官都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埋在地上。自我阉割和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个选择之一，不管你是皇帝还是文学大师。
没有纯粹的知识，就没有纯粹知识分子的人格。中国的哲学既玄妙又神秘，归结起来就是自我阉割和自慰。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读论语，都让我觉得很惨很冷。
我记得我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个大学生。午饭时，十几个学生围着一张大桌子吃饭。值班的学生端上来一盘白菜汤，所有的学生都注意到汤里漂浮着一块肥猪肉。虽然大家都吞着口水，但是倒汤的时候大家都格外小心，没有舀到那块肉。一个同学不小心把猪肉片放进了他的碗里。正当他把肉倒进碗里时，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盯着那一小块肉，脸色变得苍白。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狠狠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就是班里的积极分子，是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他少了一块肉，以后的每一次维权活动都失去了他的那一份。他自己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深罪恶感中，抑郁、沮丧，性情大变。一块猪肉就能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就是过度控制的环境。根据弗洛姆的著作《当代人的困境》，这样的环境“削弱了顺从者的独立性、人格完整性、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给人提供各种娱乐和刺激，而仅限于那些限制个性发展的东西，它会尽可能少地提供有助于个性发展的东西。”为什么文革期间会发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事件？根本原因是极度的精神贫困产生了致命的无能感，这是施虐的一大根源。失去力比多的宦官们发展出了攻击性的力比多，而失去了精神快感的群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当成了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向和受虐，主体性和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建立在性压抑基础上的伦理机制紧密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克认为，性压抑导致人格僵化，荣誉、义务、自制力的病态观念，抹杀了人们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反抗欲望。赖克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大众心理学，但他的理论也适用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而言:“经过几千年的机械发展，机械的人生观一代代越来越深入人的生物系统。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功能实际上已经机械地发生了变化。人在杀死生殖功能的过程中，在血浆中变得僵硬。”赖克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官是自由的源泉。中国的皇帝就算再笨也明白这个道理，不懂治国就会抓住这个法宝。最后，日积月累的中国文化成为一个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自然和生命力量自发行动的障碍”。所有人都被阉了之后，就没有人会意识到障碍了。
太监的由来※。
宦官又称太监，是中国古代阉割后丧失性能力，为皇帝、君主及其家人服务的官员。又称寺民、宦官(选子)、太监、官、中官、内官、内大臣、内仆、内监等。唐高宗，改宫省为内廷，以宦官为宦官，监督较少。后来的宦官也被称为太监。
先秦时期的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李周》、《李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朝和诸侯国大多设置宦官。秦国宦官老艾，深得皇太后宠爱，权势极大，被封为长信侯。宦官一般由地位卑微的人担任。它的来源要么由被判监禁的罪犯填补，要么从人民的幼儿中挑选。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细化。宦官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对许多朝代的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秦始皇秦汉统一六国后，宦官归少府管辖。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的教训，偶尔起用文人侍奉宦官。元帝之后，宦官势力复苏。东汉时期，宦官是乡绅皇帝的经常性侍从。他们传达诏令，掌管文书，影响皇帝的所见所闻。当时外戚势力强大，皇帝往往用宦官来牵制外戚，往往导致宦官集团的独裁。
唐宋时期，宦官由内务部、叶挺局、宫内厅、西关局、内务府和内务府管理。掌管宫中书籍、门童、病丧、仓供等事务。董事们的正式称呼是目或程。唐太宗在位期间，对宦官有严格的限制，内务府宦官最高等级为三等，数量也有限制。太宗死后，制度逐渐宽松。中宗皇帝在位期间，宦官总数增加到3000人，被封为七品以上的多达1000人。玄宗年间，宦官众多，仅四五品，就有一千多人。有很多人用条令授予了左(右)监将军的称号。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扩大，有的甚至做了诸侯，位列三家。一些宦官也染指军权。肃宗时期，任命一名武官，掌管宦官的官员被任命为最高军职，监督将领。自德宗王朝以来，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军的军权。宦官在军中担任禁军副将、中禁军等重要职务。因为军政大权由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从属于它，就连废帝也是由他们决定的。从宪宗到昭宗登基的九个皇帝，有七个是宦官扶持的，两个是被宦官害死的。宦官专权成为唐中后期的一大顽疾。宋朝还设立了内务府，由宦官掌管。然而，宋代宦官干预政治的现象并没有外戚专权那么严重。
明清时期，明成祖朱元璋对宦官有严格的管理，规定宦官不可识字，降低官阶，禁止其担任外交大臣等文武职衔，并在宫门上悬挂铁板，以示警告，不许其干预政治。自永乐朝以来，宦官逐渐得到重用。与皇帝关系密切的太监经常被派往海上巡逻，并担任监狱官。永乐十八年(1420)设立东厂，由宦官经营，从事间谍活动，一切直接向皇帝汇报。玄宗称帝时，改变了宦官不能读书的祖制，在宫中设立内库。使官教小太监读书。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之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为知府，加强特务统治。此外，宦官的官职有所扩大，朝廷中有李思、内关、禁军、司、御马等12名监察官。设俸吝、钟鼓、宝钱、混堂等四司，战银工等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各有专职掌印太监。宦官数量激增，到明末达到数万人。在英宗时期，当权的宦官王镇网罗了一些官僚党羽，组成了一个宦官党，开创了明朝宦官专政的先河。此后，宦官多灾多难。成化年间的知望、武宗年间的刘瑾、熙宗年间的魏忠贤等。在朝野都是大权在握的官员。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奇袭勒索，屡遭囚禁，加剧了明朝的政治腐败，给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鉴于明代宦官造成的严重危害，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部管辖，由敬室具体管理。朝拜室，又称宫监室，有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两个职位。康熙掌管宦官时是五品，雍正时改为四品。明代的“二十四衙门”定为“十三衙门”，数量大大减少。顺治时有1000多名太监，乾隆时期增加到3000人，一直到清末。宦官的升降由内务部决定。太监犯法，内务府可以先拿，再打。特别是禁止干涉政治。顺治皇帝模仿朱元璋的旧制度，在交泰殿竖立铸铁碑，明文规定当年对一切违法行为一律执行死刑。这些措施得到了很好的实施。清朝末年，虽然慈禧太后宠信的宦官，如安德海、李等屡禁不止，朝臣侧目，但并未出现汉唐明宦官专权的现象。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宦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