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

西周时期，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是古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件大事。《诗经》收集了大约500年前从西周开始到春秋中期的305首诗。按照音乐标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朝京都以外的地方音乐歌曲，“雅”是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歌曲，“颂”是祠堂祭祀时的舞曲。《诗经》的思想内容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有些诗歌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了反剥削、反压迫的声音，如《说书》、《伐谭》。有些诗表达了他们对徭役兵役的憎恶，如《伯Xi》和《役君》。有些诗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文静的姑娘》、《贾健》。还有的表现女性婚姻的不幸，比如自我保护。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在艺术上，《诗经》音调通顺，语言质朴，常用赋、比、兴来表现。傅的手法是讲述的真实，即比喻。兴就是感物，先吟诵其他物，以引起情。后人把《诗经》作为学习的最高典范。

战国末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诗人，在学习楚辞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具有独特楚文化光辉的新体诗——楚辞。楚辞的诗体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不一，富有弹性，常用语气词“Xi”。诗歌充满了神奇瑰丽的想象和独特的楚文化浪漫。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首抒情长诗《离骚》，十一首优美动人的诗歌，九首言志抒情的诗歌，《田文》等，以及25部楚辞作品。屈原的继承者包括宋玉、唐勒和荆轲。《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巅峰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骚”，为后人树立了典范。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争，说客如雨后春笋。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写出了大量说理透彻、逻辑严密、言辞犀利、善用比喻的杂文，又称诸子百家杂文。诸子百家的杂文各有特色:《论语》婉约而富于哲理，《孟子》苍劲犀利而催人奋进，《墨子》朴实严谨而富于逻辑，《荀子》坦诚而富于学识，《韩非子》陡峭而精辟，政治性强，《老子》神秘而机警，《庄子》浪漫于汪洋。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是诸子百家中最有文采的。与诸子百家杂文一起闪耀一时的，是以笔记为主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战国策》多由各国史家撰写，或按时间顺序，或在不同国家。许多优秀的篇章，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剪裁得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如《左传》中的鞍马之战、郑伯克的段誉，或描写激烈的战争过程或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叙事性写作极佳。《战国策》中的人物更有个性，描写技巧更好，是最有价值的历史散文。

秦朝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第二年就灭亡了，几乎没有文学可言。李斯的《劝驱逐客人》除了几句歌颂秦皇功德的石刻文字外，是这一时期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篇章。

汉朝崇文，大一统帝国的鼎盛时期，要求用文学来载歌载舞。于是，一种主要描写帝王和都市生活的文学样式——辞赋应运而生。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文体源于荀子的赋篇，吸收了楚辞的一些形式元素。汉初贾谊、淮南萧山的赋，尚未脱离楚辞，称为骚体赋。梅成《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到汉武帝时，祭诵赋风气兴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胥赋》和《上林赋》描写了御花园的繁荣和狩猎的快乐，后来杨雄又有了《甘泉猎羽赋》。这些诗写得比较全面:多以歌颂为目的。到了东汉时期，班固的《东赋》、《西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然是散文诗中的瑰丽之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皇权不再强大，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发情怀，刺时代。张衡的《归天府》、赵翼的《病疫词》、蔡邕的《蜀兴赋》都是这方面的著名作品。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原有的大赋体系，对魏晋抒情付晓和唐宋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