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炯的学术成就。
1.系统工程思想的萌芽。王惠炯对系统工程的研究源于自己的工作实践。1980出版的《系统工程概论》是他30多年工程设计和管理实践的结晶，也是对大量国外文献的提炼。在杨树浦电厂实习期间，王慧琼只有蒸汽电厂的实习经历，对柴油电厂一无所知。65438-0955，在华东海军工程部工作时，负责设计柴油发电站。他参考国外柴油电站的资料，结合自己蒸汽电站的实践，摸索出一套设计思路，初步形成了先整体、后局部、组合、分解、并联、串联、分解等方法论概念。
2.勇于实践，从不同项目的实践和理论学习中形成系统工程思想。65438-0959年，王会炯负责阳宗海电厂设计。当时锅炉厂生产的标准设计锅炉是不能燃用阳宗海高水分劣质褐煤的。他到哈尔滨锅炉厂与苏联专家交流后，从该厂学到了一整套设计锅炉的计算方法。回到昆明后，把褐煤送到其他有类似设备的电厂试烧。当时没有问题，他就大胆设计了电厂。但电厂投产后，雨季事故频发，王惠炯带领设计人员现场守候，总结出一套经验，在云南省燃用劣质煤的电厂设计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领导的昆明水电设计院成为当时国内燃用劣质褐煤电厂最先进的设计单位。负责普坪村电厂设计的王会炯带领技术人员自行设计改造锅炉，使锅炉产量提高了8%。从负责设计不熟悉的简单柴油动力装置到复杂的蒸汽动力装置，再到自己修改工厂设备的制造设计，他总结了不同工程领域之间的共同规律，并进行了系统的探索。他还从《工程分析:工程师的专业方法》(小D.W.VerPlanck/B.R.Teare、约翰·威利&；儿子们。Inc.1954)从中得到启示，并结合自己的实践，做了理论上的总结。
工程实践与理论的结合完善了王惠炯的系统工程思想。1963，王慧炯受邀在云南电机工程学会做“工程设计方法论”报告。听报告的人说:“王惠炯好像在讲哲学。”。这表明王惠炯已经跨越了学科与专业领域的界限，进入了研究工程或边缘学科一般规律性的阶段，达到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也标志着他的系统工程体系的初步形成。王惠炯注意到，国外新兴的系统工程与自己实践形成的思维有相通之处。后来，他在著名的控制论专家维纳的《控制论》中发现了同样的观点。王惠炯在云南工作的时候，每次去北京出差，都要搜购国外所有关于系统工程或系统概念的书籍，包括军用导弹系统的设计。这样，通过实践和广泛吸收各种知识中的营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系统工程体系。
3.在艰难的环境下，本着为人类历史发展做贡献的思想，完成了《系统工程导论》的手稿。“文革”期间，王惠炯被派到昆明钢铁厂当工地代表，业余时间比较多。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他不想成名成家，只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做贡献。如果能把自己这些年的一些经历写下来，对后人会有些用处。于是，他以1963的《工程设计方法论》为基础，查阅了国外各种系统工程等文献并结合自己的实际理解，形成了654.38+万字的《系统工程》初稿，并逐步展开，形成了约25万字的体系。
从65438年到0978年，系统工程在国内由钱学森、许国志、王守云等同志倡导，开始受到国内各方的重视。王惠炯也在国内杂志上发表过相关文章。1979年完成《系统工程概论》(第一、二卷)手稿，是我国系统工程领域的重要学术专著。
1.边做边学，探索国家发展战略。从1980开始，王慧炯从一个工程系统转向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转行”。但他认为，系统工程的普适方法论可以用来研究各种特殊领域(包括社会系统)。关键是要掌握“矛盾”的普遍性，同时注意分析研究对象“矛盾”的特殊性。
1981年冬，他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作期间，阅读和收集了大量国外的社会、经济和发展规划，包括战略规划方法、产业政策、可行性研究和各种数学模型。回国后，在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综合规划项目中，与山西省计委等单位合作，探索省级20年长远规划的定性和定量方法。从65438到0983，王惠炯将山西省的实践经验应用到2000年中国的巨型工程研究中。与他的同事们一起，中国传统的规划方法形成了一种新的战略性和综合性的长期发展规划研究。通过这些研究工作，他对中国全局性、长期性的社会、经济、科技等现实问题的认识更加丰富，为进一步的政策研究奠定了基础。
2000年的中国研究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惠炯在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国防科工委、国家计委、法国、韩国、香港、美国的“欧洲展望会议”年会上，都作过这方面的专题报告。
2.通过宏观和微观循环的实践和研究，探索中国社会制度和政策分析的理论和方法。2000年完成中国研究后，王惠炯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其他同志一起，与世界银行进行了“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的合作研究。前者属于宏观战略研究，后者属于微观部门政策研究。王惠炯从工程实践中体会到，微混凝土工程的实践是整体工程的基础。同样，在经济工作中，他认为要做好国家整体宏观发展战略，就要对经济实体的微观部门和企业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世界银行“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对微观经济学的理解，支持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后来，王惠炯转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经济发展综合规划与政策宏观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他试图进一步探索发展与改革、国家发展与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定量与定性分析的结合。他认为，只有通过反复的宏观和微观研究和实践，才能加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提高政策研究水平。
王惠炯记得上海交通大学的张老师曾经说过，国外的系统工程发展到后期就是政策分析。他珍惜在这个领域实习的机会。他密切关注外交政策研究的动向，并与外交政策科学的创始人德罗尔取得了联系。Dror给了他很多相关文件。王惠炯通过自己的政策研究实践和广泛的学习，了解了外交政策学各个流派的动向。他开始摸索和总结自己对中国政策工作的理解。90年代初，他在省级杂志《技术经济与管理》上发表了“政策科学的初步探索”系列文章，作为政策研究的初步总结。当时他担心这些不成熟的初步总结可能会产生误导，所以只在省级杂志上发表。通过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的实践，他深切感受到社会系统远比工程系统复杂。由于社会科学以社会与人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存在大量的不确定因素，而政策研究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尚不成熟。
王惠炯认为，政策的影响力很大，所以政策研究者必须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他希望在自己走完一生之前，能够完成一部关于“社会制度”和“政策分析”的成熟手稿，为人类漫长的历史再添一块新砖。
由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特殊地位和卓越的学术成就，王惠炯被各种国际组织和政府广泛邀请参加各种国际合作研究，并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作学术报告。王惠炯把这些活动看作是宣传和介绍中国的好机会，对自己来说，是学习和丰富知识形成社会系统学习的好机会，从而更好地提高政策研究水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王惠炯的《2000年的中国》与世界银行的《中国:长期发展问题与选择项目》并行。他主持了世界银行总报告的大部分章节的讨论，与世界银行建立了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也学习了世界银行各种专家的优点。1984年，王慧炯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新技术与发展大会，并做了“发展中国家的选择:能源社会还是信息社会”的报告，引起了与会所有学者的关注。法国著名科技政策专家索洛曼当即邀请他参加由世界著名学者组成的“科技政策委员会”，后被选为执行委员。
在各种国际会议上，王惠炯努力宣传和介绍中国的政策，增进了外国对中国的了解。比如他在1991参与了笹川和平财团组织的“冷战后的世界”研究，介绍了中国的改革。会上，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博格洛夫立即称赞中国的改革工作比苏联好。巴西央行前行长拉戈尼当即邀请他作为资深专家在巴西做报告。65438-0993年，他去巴西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工业化和改革的报告，被当地报纸广泛报道。该报告发表在巴西Vargas基金会汇编的论文集上，其中还包括美国总统前顾问Shultz的文章。
应意大利ENI跨国公司的邀请，王惠炯还在总部作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报告，并回答了会上提出的问题，如邓小平后的中国政局等。报告之后，公司的经理们投票决定继续在中国投资。1995年，他在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做了中国扶贫政策的报告，使中国的扶贫工作为国际社会所知。他的论文被收入《亚太地区贫困保障体系》(联合国，1996)一书。王惠炯在国外所作的一些英文报告，已被翻译成日文、法文、葡萄牙文等多种外文，由有关国家出版。1998，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邀请，王惠炯作为哈萨克斯坦2030国家发展战略顾问受到哈萨克斯坦总统接见；应联合国邀请，在伊朗第三个国家发展计划(2000-2004年)筹备会议全国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战略发展计划的报告，并获得会议奖项。
王惠炯治学严谨，谦虚务实，勇于创新。云南省电力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岳世华说:“王老师(惠炯)平时不随便说话，但一开口就必然要负责。”这句话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工作作风和学风。
在政策研究上，王惠炯注重长期性、战略性、综合性问题。由于强调实践和学习，他的长期战略的研究成果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检验，有相当一部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他不会轻易对短期热点问题发表看法。他认为，政策措施的基础需要有足够的信息。即“正确的判断”来源于正确的信息和对链接信息的思考。在他看来，在职官员在日常工作中有足够的信息，应该比中国现行体制下的政策研究机构的官员更有发言权。
王惠炯崇尚实践、务实、学习，十分注重虚心向身边的同志学习。他信奉中国的一句古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知之为知，不知为不知，知之为也”。他一生也信奉并实践着“实践，实践，再实践”和“学习，学习，再学习”。
王惠炯在研究工作中特别注意帮助和培养年轻人。比如在《2000年的中国》的研究中，王惠炯起到了师徒的作用，指导和培养了一批年轻人，其中一部分人被推荐和介绍出国留学。同时，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兼职教授，王惠炯指导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硕士生、博士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世界银行前中国办事处经济学家哈洛德(Peter Harrold)在向世行其他官员介绍他时表示:“王教授(惠炯)没有留学经历，但他讲一口非常棒的专业英语；他不是学经济学的，但他几乎知道经济学字典里的每一个字。”王惠炯不迷信天才，但他相信努力。这才是他人生成就的真谛。
王慧琼认为自己能做出一些成绩，主要是因为四个原因:
1.注重实践，认真学习。建国以来的大经济建设，为他提供了工程实践、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政策研究的机会。
2.依靠群众，群策群力。现代复杂工程建设和经济发展离不开群体的努力，而他自己的成绩是他周围同事支持和共同努力的结果。
3.善于总结，不断提高。每一份工作都会有成绩，也会有问题。他坚持经常总结工作中的问题，不断改进工作。
4.终身学习和创新。人的一生都会面临新的问题，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他广博的知识来自不断的终身学习。同时，家人的支持使他能够专心学习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