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的生日(12)
我是八月底出生的，我对这一天最大的不满就是收不到礼物。由于是开学前两天，总是赶不上新同学，就用代步车收礼物。作为独生女，一年到头庆祝晚会只有两个客人——爸爸和妈妈。
从记事起，我似乎就对自己的生日有一种仪式感。奶油蛋糕是必须的，庆祝活动也是必须的。当时西单有一家邦尼炸鸡，感觉和肯德基差不多，是我美式快餐的入门级企业。当时邦妮炸鸡的吉祥物是一只熊，戴着一顶帽子，似乎对炸鸡情有独钟，比一只拿着鸡腿咧着嘴笑的鸡有说服力多了。
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洋快餐在满是灰尘的街边小店首次亮相。两层小楼放不下十几张桌子，内部装修温度不同，灯光不同，气味也不同。那时候还没有美团，所以很少全家“下馆子”。我舅舅把吃酒席叫做“吃腻了嘴”，说明大家平时都很吃素。
1987年冬天，肯德基在北京开业的时候，冷清一片。我猜当时在中国的美国记者一定比我现在回忆起来更觉得不可思议和神奇。很多80后和我一样，毫无保留地把白菜沙拉和土豆泥这种美国南方餐车的标配纳入了他们快乐的童年回忆。已经过去四年的人，往往要吃肯德基才能成功穿越到童年，在物质生活极其丰富的今天获得一种难得的满足感。
因为小，所以对食物的定义仅限于甜就“套着吃”，不甜就“搂着吃”的理解。这个特点很适合美国人民。因此，我不同意被父母神话的“老摩尔”——莫斯科餐厅。但是这家餐厅的建筑还是很不错的。北京莫斯科餐厅是展馆建筑群的一部分，毗邻北京动物园，是很多北京小朋友过生日的必备场地。在猴山、狮虎山、猩猩馆大闹一场后，来到气势磅礴的“老莫儿”，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洗涤。
“老摩尔”是苏联中央设计院在1954设计的，为了体现社会主义联盟的兄弟情谊。据说莫斯科还有一家“北京餐馆”。不知道导演长什么样？简而言之，在莫斯科餐厅吃饭就像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衣着要得体，举止要文明，声音不能太大，会有回音。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老摩尔”是北京唯一一家长期经营西餐的餐厅。“左手拿叉，右手拿刀”这种只能在电影里看到的规则，在这里真的用到了。
当然，在90年代初，即使有刀叉和桌布折成的洋洋得意，其他标榜自己档次的北京西餐厅也只能相提并论。因为它们比不上大理石地板，六米高的巨柱，猩红色的地毯，金色的旋转门。即使不喜欢酸辣鱼、锅焖牛肉和红色蔬菜汤，坐在偌大的餐厅里的红色沙发椅上，一种“霸道”的气势油然而生。
但是，不到十年的时间，我们发现，俄罗斯菜是西餐的菜系，而不是西餐本身。然后，展厅里开了一家西餐厅，也是刀叉和台布。它很优雅，名叫必胜客。
我是来给你时间笑30秒的。
我还没笑够。再笑一会儿。我会等的。
总之，报道肯德基在北京开业的美国驻华记者，看到必胜客“把猪鼻子伸进大葱里”的招数，肯定吐血一地，就像第一次看到drive through(免下车餐厅，今天学了一个新词)必胜客和肯德基在华盛顿郊区高速公路上结合一样。帝国主义玩弄我的心，永远不死。
但无论如何，高中生日都是在切必胜客披萨、挖蜗牛、舔漂浮在可乐上的冰淇淋球中度过的。当然，最重要的是——那些年，我们用黄瓜片来粘沙拉碗上铸的栅栏；那些半米高的沙拉里有什么不重要，关键是可以机械建立的“随你喜欢”沙拉；那些功亏一篑的日子，笑声变酸，披萨变冷，沙拉没做好。一千块钱难买！
18的生日也是买千元的好时机。第一个男朋友在天文馆门口送了99朵玫瑰，让我觉得冬天要存大白菜了，那是幸福的重量和味道。当时北京的沙尘暴黄到天上去了，天文馆的天文望远镜基本就是用来展示和玩的。只有在天文馆的圆顶电影里，你才能看到“星星”。
天文馆也是顽强的。十年过去了。小学的时候爸爸带我过生日看电影，大学的时候我和男朋友一起看。一度既浪漫又怀旧。抬头看北斗七星，大熊座，小熊座，人马座，猎户座，黄道十二宫，差点就说到圣斗士星矢了。
演出结束后，摊位上出售星座产品。我刚信誓旦旦要做天文学家，所以逼着我爸买处女座书签也合情合理。那个书签上说我的幸运草是雏菊，性格保守整洁。八岁的时候，我对这两个陌生的词充满了极大的好奇心，像先知一样试图去理解它们。而长大后，不遗余力的反方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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